Proof of God’s Nonexistence

This philosophical letter draws logical consequences from God’s definition as “unconditional love.” These consequences cast doubt on God’s existence. If God doesn’t exist, if we are really alone, then what really matters is our love, wisdom, and compassion for each other.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胸怀上帝的国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述的集大成者。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围绕“国民性”命题展开长达半个多世纪对峙的历史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继承斯拉夫派正教“国民性”观念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提升到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精神高度,而要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对古老“莫斯科—第三罗马”观念的现代性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正教“国民性”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就内在精神(信仰)本质而言,俄罗斯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尚存的正教王国,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也是普天下的精神王国。俄罗斯人是“胸怀上帝的国民”,其民族主体性意识正是建立在实现“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弥赛亚主义理想之上的:俄罗斯性即全人类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教“国民性”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全人类内涵具有启发意义。

湘西古戏台建筑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体现

以湘西古戏台建筑为例,通过对平面形制、院落布局、营造技艺的总结,关注到祭祀空间和观演空间的衍化,进而分析古戏台建筑空间体现的场所精神,并通过“娱神”到“人神同乐”的转变进一步论述古戏台建筑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双重体现,为形成适应时代的新聚落民俗活动空间设计思路打下理论基础。

清代台湾地区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

位在台湾地区中心地带的埔里,最初仅有埔番与眉番在此居住,清嘉庆年间发生郭百年事件后,为求自保而招平埔族来此同居共垦,却造成自身的衰微。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有意经理开发埔里,但被朝廷以治安疑虑而否决,错失最佳的时机。直至光绪年间才开放番地,新设埔里社厅,创建城隍庙,以此象征国家统治力量的进入。由埔里地区开发的历程,不仅呈现生番、熟番、汉人的族群互动与变迁,亦可看见清朝消极的治台政策、中央与地方的隔阂,及城隍庙对于官方与民间的意义。

论庄子对上帝鬼神的超越

庄子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否定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把道置于上帝之上,否定了上帝的绝对权威;他向人们揭示了神道设教的真实面目;对相面、鬼神致病、驱鬼活动也作出了理性的解释。

宋代民众鬼神赏罚观念透析

宋代民众中的鬼神赏罚观念,是商周“神判”、“天罚”思想走向民间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功德修行的吸收与融合,使原有的鬼神思想更贴近百姓生活,更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宋代的各种生动的鬼神赏罚故事,不仅使诸多神灵具有了惩恶赏善的社会功能,而且积极地参与和监督人间的法律运行,由此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制约、规范和教育的作用,在预防和威慑犯罪方面起着法律难以达到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公平的向往和对正义的追求。

“孝”的历史命运及其原始意蕴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德。自"孝"文化产生时代起,它就受到了特别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孝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神本到人本、由家庭道德到政治道德的历史变迁。"善事父母"不是"孝"字的原始涵义,而追祀事鬼、"继志述事"更接近"孝"的原始义。甲骨文的"孝"字与金文之后的"孝"字结构及其涵义的差别,反映的是殷周之际伦理文化的变革,即由"神本"伦理到"人本"伦理的变革。

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

通过资料收集和整理,梳理了世居林区或山林边缘的瑶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添丁增口植树、拜祭树木为父母、建村立寨种树、祭神树、树葬等"崇林祭树"习俗。这些习俗中蕴含着崇敬森林、爱护森林、保护森林、绿化家园和美化环境等生态智慧,是瑶族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白族本主神话中的水神崇拜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传统信仰 ,在大量的本主神话传说中 ,有一些与水有关的故事 ,反映了农耕经济对水的依赖及凝结于本主身上的原始崇拜的影子 。

拔河游戏考论

拔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战争,其后作为一种游戏活动,渐次羼入巫术成分,在娱人之外还蕴涵有祈祷农业丰收的功用。祈祷丰年主要是通过娱神性质来实现的。总体看来,拔河游戏经历了实用、娱人娱神、现代竞技等发展阶段,呈现出由传统文化转向定型的一般特征。

国学中的“民本”论及其现代意义

"民本"的完整说法是"民惟邦本"。在历史发展中,"民本"思想形成了四个要点:民为天之本、民为君之本、民为国之本、民为吏之本。"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资格,这与现代政治文明是相通的。新时期以来,中央政府亦以"执政为民"为核心理念,闪烁着"民本"思想的熠熠光辉。

白族本主崇拜与“龙舟竞渡”初探

以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板桥村为例,初步分析和探讨白族本主崇拜与"龙舟竞渡"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该村的"龙舟竞渡"传统现象源于当地的本主崇拜活动,白族本主崇拜与"龙舟竞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对于探索白族单项传统体育与本土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绝地天通”新考

中国先秦典籍中的“绝地天通”故事 ,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以全新的视角 ,通过文献考证 ,结合考古资料 ,论证了“绝地天通”既不是神话故事 ,也不是宗教问题 ,而是发生在东夷族有虞氏与古三苗部族之间的、一个具有相当真实性的历史事件 ,其本质就是将苗民分隔南北 。

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

根据清末与民国期间歙县瞻淇祭祀王祖汪华的一些簿册文书,实录了正月庙祀的日程安排,重点介绍了十八朝祭,庙内铺设,演出剧目,神前三十六碗,祭祀经费来源,还实录了二月标祀过程和三月十六族标祀的轮管与礼仪,并与张许二帝祭作了对照,表明王祖祭极为隆重,反映了汪华在徽州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与汪华生前保境、降唐与死后“显灵”,也与当地百姓祈求安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

常道与变易的困境——朱熹论“汤武革命”

"汤武革命"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学说内部"忠孝"与"革命"的张力展现于这一问题之中。朱熹顺承孟子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一方面认为当人心发生变化时,天命移转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改朝换代,破坏政治秩序。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思想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无奈。他化解这一矛盾的方式则是"格君心之非"。

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方仙说产生于古黄县新证

在史前先民的信仰中,月亮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更新的神力,月神因而成为生命之神。上古时代胶东半岛西北隅活跃着以黾类为图腾的月族,即嬴姓的莱夷以及黄人和弦人。莱都归城,归城实即“鬼城”、“巫觋之城”、“月亮之城”。归城南侧的莱山,是莱夷巫觋祭月,将人之亡魂送归月亮以求能像月亮一样永生的神山。最早的一批方士正是从归城一带的巫觋中蜕变而来。其根据是,莱地月神崇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灵魂不死的观念来源于月神崇拜;莱人很早就有航海活动,早期方仙神话中的海中三座仙山(岛),其得名都与莱夷以及月神崇拜有关;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自古以胶东半岛西北海隅最为常见;莱地近齐,春秋末叶以降地属齐国,邹衍学说风靡于世,莱地自应得风气之先。

多元混溶: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以《控送诸神本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结合方志等文献分析新发现的《控送诸神本章》中各类神祇和祭祀仪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多种形态的民间信仰进入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圈、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它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本地区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变迁,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控送诸神本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

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代蜀人通天观念、人神交往观念的精彩体现。文章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此作了探讨。并对其流传和影响，作了论述，提出了新的看法。

爱:基督教学说之灵魂

综观基督教的道德原则,爱无疑为统摄一切观念的核心与总纲。基督教中爱的观念中包含两个层面:上帝之爱与人之爱。人类应与上帝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爱上帝、爱他人,完成人与上帝之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