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以H社工站为例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发展尚不成熟,参与多民族散杂居社区治理的路径不够清晰。以H社工站为例,该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有开展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培育“三大队伍”、培育社区自组织、链接社会慈善资源等。该社工站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资源来源单一、自主性缺乏、难以形成协同机制等问题。据此,社工站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点,应发挥社工站枢纽作用,协同多方主体,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专业支撑桥梁、以社区志愿者为人员补充力量、以社区慈善资源为补充,探索社区治理的多主体、全过程联动模式,以补齐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短板,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检视与完善——以C省L市为例

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这一重大变革,给乡镇(街道)这级“半建制政权”赋予行政执法权力,以建设基层的“整体政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度组织化。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给乡镇(街道)赋予行政执法权,实质是将基层管理方式从过去“以部门管理为主”转变为“变条为块、条块结合”。由此可见,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涵义,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未来,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坚持“公权法定”原则,依法赋予其行政执法权,逐步减少委托执法,并坚持“编随事走”原则,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乡镇(街道)应立足自身执法需求,建立属于乡镇(街道)自己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仅管其依法该管、先管其自身能管易管的事,逐步提升综合执法水平。在路径选择上,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缩小改革切口,从城市治理领域起步,二是立足乡镇(街道)建立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三是构建“专综并行、条块结合、配合紧密”的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新格局,四是健全改革配套保障体系。

街乡共治: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省云和县的调查

云和县结合自身实际选择了“小县大城”的县域城镇化方式,推动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街乡共治”是回应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要求而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坚持以党建为抓手,引领街乡共同治理;以联动为机制,推动街乡融合联合;以问题为导向,实现同城同待遇,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嵌合性、治理方式的联动性、治理内容的包容性等融合型治理特征。这既是对城乡二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籍地管理”制度的超越,也是对传统“官本位”基层治理方式的超越。作为城乡二元治理体制未被彻底打破背景下的一种过渡性选择,自身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基于ATLAS.ti 9软件对23个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民政部提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这是我国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积极响应民政部的号召,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社工站建设标准。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借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角和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采用ATLAS.ti 9软件对各地已正式出台的最新社工站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驱动,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以及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同时,社工站政策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适应和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社会化机制及托底机制予以扩散。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是国家强制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议题时的重要创新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例

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引领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由于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组织力不强,加之基层街道和乡镇权责利不匹配、治理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北京市实施“吹哨报到”改革,以赋权、下沉、增效为重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明显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党建为引领,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以问题为导向,着力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共建共治为合力,下好综合治理一盘棋;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

重心下移的组织重塑: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理论概括——以Q市城阳区“吹哨报到联包”改革为例

基层的条块矛盾因无法实现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的有效配置而消解了政府的回应力,具体表现为信息不对称致使条线不明治理需求,权责不对等致使街道不具治理资源,协调不到位致使条块不备回应效能。为了摆脱基层政府回应力消解的困境,实现条块整合,Q市城阳区的“吹哨报到联包”改革在不改变治理资源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组织设置,使固化规则面向基层问题;推进权力下放,使权力弱势实现权责一致;开展部门下沉,使行动失调转为统筹协调,探索出了实现重心下移的新路径。此项改革以实现重心下移为目标,对以“规则—权力—行动”为内在逻辑的科层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优化,通过问题导向弥补规则至上、双向制约弥补单项控制、协同合作弥补单一行动的方式,增强了基层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力。

行政处罚权下放:改革动因、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我国基层行政处罚体制长期存在权力来源不当和权责配置失衡的现实问题,悖离合法行政与权责一致的理论要求。基层治理应然效能在实然层面的落空推动法律革新以破除固有障碍,赋予乡镇(街道)行使处罚的合法依据和充分权力。但法律规范仍然存在较大的弹性认知和自由裁量,导致改革面临立法权限配置模糊、赋权事项规范笼统的障碍,加之基层治理能力欠缺、政府权责界限不清的矛盾常在,破坏行政机关自我矫正机制基础性功能的同时阻碍行政处罚权下放基层的改革推进。当以立法权限配置明确化、赋权方式内容精准化、基层执法主体专业化、政府权责划分清晰化以及执法配套措施系统化为改革方向,期待行政处罚权纵向下沉基层的改革科学有序。

衡水市乡镇社工站建设初期的困境与建议

乡镇社工站建设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提高基层民政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衡水市在推动乡镇社工站和社会工作机构孵化基地培育方面面临人才总量不足、资金投入较少、专业服务能力偏弱等困境。提高衡水市乡镇社工站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有:推进专业人才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动专业机构培育;明确各方职责,重视合力作用等。

行政处罚下沉基层“因事赋权”进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赋予行政处罚权,明确了乡镇街道的行政主体地位,体现了对行政处罚纳入基层管理体系的要求,有利于解决处罚职权不匹配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相关条款对赋权提出了要求,即需要符合“基层管理迫切需要”“有效承接”等条件。综合来看,行政处罚赋权基层的核心在于“因事赋权”,即需要对处罚赋权的事项和行为主体进行限定。对此,应当明确赋权的需求性、选择性和动态性界定原则,规范处罚赋权边界,确立赋权主体与对象条件,并设立定期评估程序,以期实现行政治理效能的提高。

治理重心下移的“关系梗阻”及“疏通路径”

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并非简单地向基层"放权、送物、派人",而是在科层体制内部,以及科层体系与社会网络之间的系列关系和结构中展开的改革过程。乡镇(街道)政府作为基层政府与市县(区)两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层级关系、乡镇(街道)政府作为属地管理主体与县(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之间的"条块"关系、乡镇(街道)政府作为行政体系的末梢与社区自组织之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制约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基本结构性关系。这三重关系中存在着的"梗阻",导致了"选择性下移""形式化下移"和"非均衡性下移"等现象,治理重心下移改革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目标。因此,必须从厘清基层政府间的层级职责关系、创新"条块"协同治理机制、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格局等方面疏通"梗阻",使治理重心在基层真正落地生效。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基本路径论析

"标准化+政务服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我国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存在着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原因在于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方式方法存在不足、保障条件存在缺失,可以从物理层面——规范服务条件、体系层面——构建标准体系、实施层面——标准的可操作性、机制层面——建立保障机制、示范层面——加强宣贯推广等五大基本路径做好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