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视角

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区域金融环境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处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机构共同持股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会更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机构共同持股可以通过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抑制作用更强,且长期、稳定的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能发挥更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条件,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关注其共同持股情况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当注意引导与规范共同机构投资者。

民法典视域下夫妻一方侵权之债的清偿规则研究

在法定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该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损害填补原则的角度审视,能否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填补债权人受到的损害?司法实践中对侵权之债的属性存在对立观点。为平衡债权人、侵权人和侵权人配偶的利益冲突,将侵权之债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方可保护债权人利益。以侵权行为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为标准,构建夫妻内部对债权人债务的清偿顺序规则。侵权行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构建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侵权之债,以侵权人个人财产为补充的清偿规则;侵权行为是为个人利益,构建以侵权人个人财产清偿侵权之债,以夫妻共同财产为补充的清偿规则,同时,赋予侵权人配偶追偿在清偿债权人债务中受到损失的权利。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涉及共益债务的思考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权,该规定仅在合同的类型上对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并未对管理人行使权利应考量的因素或原则进行规定。但基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或价值追求,管理人在行使该权利时应在破产财产最大化原则下兼顾公平原则,并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及解除的法律效果。同时,对于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或解除待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性质认定,学理和司法实践中亦存有不同意见。

《民法典》夫妻债务规则的应然理解与未来课题

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认定在我国历经了“用途论”“推定论”及“2018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三个阶段,《民法典》第1064条主要是整合“2018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内容而成。论文在剖析婚姻的法律本质、夫妻财产制度的法律效力、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法律功能、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属性以及夫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等理论基础上,区分了夫妻债务的归属(债务认定)与承担(债务清偿),检讨了债权人证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义务,明确了夫妻内部的财产补偿等问题。《民法典》第1064条把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共同债务(含“共债共签”)作为最大亮点予以突出,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道德风险的回应,而非法律的本质属性使然;针对现实生活需要,真正需要法律做出回应的,或者应更为细化、深入规定的,是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包括认定标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以及夫妻内部的财产补偿等问题。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设计,在价值理念上应以寻求婚姻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统一为指针,在认定标准上采实质主义,以所负债务用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为旨归。在内容上明确对因"家庭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予以类型化划分,在立法体例上参照婚姻法有关认定夫妻共有财产的编排体例,对夫妻共同债务之认定采概括、列举和排除体例的形式,在证据规则上采举证责任倒置主义,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对夫妻双方财产权益和债权人利益衡平保护之目的。

论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

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主要有"用途论"和"时间论"的区别:"用途论"主要以《婚姻法》第41条为司法依据,指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主要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为司法依据,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推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对债权人的保护建立在可能侵害举债人配偶权利的基础上,从而可能会使婚姻诚信受到威胁,使人们对婚姻产生恐惧,不利于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健康稳定;"用途论"的目的在于维护婚姻共同生活关系,如果能够有效平衡债权人、举债人、举债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是值得坚持的法律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及其推定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财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夫妻共同债务能否清楚界定对于债权人与婚姻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就夫妻共同债务而言,现实生活中一般存在两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一种是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另一种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对方配偶的利益。防止这两种违法情形的发生,应实行夫妻共同债务的"双重推定规则"。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之检讨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由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组成的,它从目的推定制逐渐发展为合意推定制、利益分享推定制。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从保护交易安全出发,注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非举债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受到了损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对司法解释(二)的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需有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流动性共性与企业的融资行为及资本结构

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关于流动性共性的定价原理,探讨了流动性共性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结构决定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做出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共性会导致企业新增的外部权益融资、债务融资以及外部融资总额下降;与新增的外部权益融资相比,新增的债务融资下降程度更大,且流动性共性与资本结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与牛市期间相比,在熊市期间流动性共性对资本结构的负向影响是显著增强的;在整个市场状态发生逆转之时,流动性共性将进一步降低资本结构;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相比,改革之后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共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是显著减弱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其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共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是显著增强的.

侵权按份责任诉讼形态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司法适用为中心

侵权按份责任具有"内外关系上的按份性",是其与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的重要区别。在诉讼形态的选择上,针对"内外关系上的按份性",有适用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两种对立的观点。案例分析表明,实践中对待侵权按份责任所适用诉讼形态亦呈现出多样化、任意化的特点,未形成统一做法。其原因包括我国缺少将债与诉讼形态相联系这一大陆法系的基本方式,且我国民事程序法的诉讼形态规定过于粗疏而缺乏可操作性。应采取特殊化、具体化的解释路径解决此问题,允许权利人起诉全部或部分按份责任人承担责任。基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权利实现的可能性,撤回部分起诉应受到时间和具体理由的限制。在权利人部分起诉时,基于查明事实和保障其他侵权人利益的目的,其他侵权人可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加入诉讼。在存在未知名侵权人时,适用单独诉讼,直接对此作出裁判。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中西法传统比较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司法乱象丛生,在于财产契约属性的民商事规则取代共同生活的婚姻纠纷考量规则的价值取向偏差,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而过度保护债权,亟待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中西法传统比较为镜鉴,正本溯源。夫妻共同债务中所借债务为了婚姻关系符合伦理和法理正当目的的属性不同,由此形成特色迥异的认定原则。我国同居共财的吸收原则,迥异于罗马法基于意思自治的分离原则,相互交汇于共同生活的统摄原则。吸收原则很难内生性进化发展,但有利于婚姻关系共同体的稳定,而分离原则易于矫枉过正,治理成本极大,却尊重个人独立。故唯有以致中和的夫妻债务认定理念来构建防范债权风险的制度,并落实在救济弱者的司法裁量中,方能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根源问题。

证据法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从证据法角度来看,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实践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推定规则除外情形限缩不当和推定效力过高。与此相适应,现行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完善方案也必须将扩展除外情形方案和减轻举证责任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扩展除外情形,至少应增加"该举债没有经过举债方配偶事前同意并且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应当认定为举债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另一方面,应减轻举证责任,即将现行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由转移客观证明责任的推定改为强制性仅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推定。

基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夫妻债务承担研究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当债务人是夫妻关系中的夫或妻一方时,该债务是由个人承担或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其关键在于该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而夫妻债务性质的确定由夫妻财产归属决定,同时还需区分债务是否因满足共同生活需要而产生。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关于个人债务的承担以及共同债务免除的夫妻间约定,只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却不能对抗债权人;同时,夫妻一方承担了不论是共同债务还是另一方个人债务的连带责任后,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外,有权就超出其应当分担债务的额度向另一方追偿。

共益债务的认定——从“绝对程序标准”到“双重标准”

共益债务的认定关系到破产法中公平分配理念的实现,而共益债务认定又取决于"共益标准"。学界认定共益债务的标准实质上采用了"绝对程序标准",即发生在受理破产申请后的债务就当然的具有共益性,然而"绝对程序标准"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以至共益债务制度设置目的存在落空的风险。而采用"双重标准"不但可以弥补"绝对程序标准"存在的缺陷,而且符合严格控制优先清偿范围的理念。学界选择"绝对程序标准"的错误倾向致使我国实证法规定共益债务的范围并不科学,需要用"双重标准"剔除我国破产法中不具有共益的虚假共益债务,使得共益债务真正具有共益的实质。

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的规则建构

共同财产制是我国关于婚姻财产的法定财产制度,建构夫妻个人债务执行规则不能忽视共同财产制。当前民法典适用时期,以物权外观原则区分债务人财产为基础的夫妻个人债务执行规则陷入困境,应以共同财产制为基础建构新的执行规则。依据共同财产制,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原则为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在共同财产内部具有同等的份额。相对于另行诉讼、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以及先析产再执行,直接执行一半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的可行方案。为顺利执行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可创设夫妻个人债务推定规则,共同财产查控规则,共同财产评估、控制、处置规则以及债务人配偶权利保护规则,实现法院执行与当事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建议——以相关案件裁判逻辑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我国现行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存在着模糊与混乱,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婚内标准"导致了非举债的夫妻另一方承担过重的负担,诱发了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冲突。依托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利用"聚法案例"数据库,从已公布的5600余万份裁判文书中筛选出关涉本主题的裁判文书60余万份,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自动聚类技术对上述裁判文书进行无监督学习式的数据挖掘,归纳出了数十个维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主要存在于合同纠纷中,尤其是民间借贷纠纷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在司法裁判中,法院普遍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1条,径行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基于对法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观点分析,立足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提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完善的立法建议。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理基础及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护

文章阐述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历史演进,检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婚姻法修订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不同规定及立法导向,进一步分析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论和利益分享推定制法理基础,以及推行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论,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诸如,夫妻日常事务代理制、非常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登记公示制、个人婚前财产婚后自然损耗补偿制、家事审判诉讼制度等。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维护妇女权益,避免在离婚诉讼中男方利用虚假债务侵害女方财产权益。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兼评“刘某某诉张某某返还借款纠纷案”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着法官。就夫妻离婚时,夫妻婚内负债何种情形属于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了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补充规定。然而,上述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把握夫妻"共同生活"这一本质属性。以司法实践判决作为例证,就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夫妻单方负债时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作深入讨论具有相当现实意义。

论债体系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

婚姻法及学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往往将其范围局限在合同之债。之所以界定得如此狭窄,其根源在于学者和立法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除合同外的债务均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事实上侵权、不当得利之债以及无因管理之债并非完全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这是一个复杂的经验问题而非简单的逻辑问题。此种认识误区,不但破坏债法体系的完整性,而且脱离司法实践,同时还忽略婚姻法的家庭伦理属性。婚姻法应当在综合考虑债务是否与共同生活相关、债务人过错以及婚姻存续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