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唐代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监临官和监临权探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监临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权限。“监临权”一词出现较早,经过长期发展至唐代才通过律法的形式正式加以规范。通过对“监临”的发展演变、唐代对监临的界定、监临权的分设和行政层级上的区划、唐律对监临渎职行为的确准、规范、强弱等差惩处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辩证地认识监临法制问题。唐代监临法制建设是在吸取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虽然有其弊端与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情理法观念下的唐刑讯制度探析

唐朝刑讯制度是我国古代刑讯制度的典型代表,它适应我国古代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产生,是情理法观念的产物,在前科学时代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通过对其详细解读,有助人们全面了解我国古代刑事法制,对构建科学的证据制度、预防刑讯逼供现象发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唐律》立法技术高超的集中反映。《唐律》中的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均运用了该技术,前者意味着对犯罪成立附加了特别条件,后者体现在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确立依据。《唐律》立法技术的特点是借助数学理性全面地架设犯罪与刑法之间的阶梯和以递增公式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

也谈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体例——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中心

本着现代法理学的部门法理论原则 ,以《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为例 ,对中国古代律典的性质和编纂体例进行了详细论证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古今对“刑法”、“犯罪”、“刑罚”三概念的理解截然不同 ,所谓“古代律典只是刑法典 ,其编纂体例是诸法分立、民刑有分”的观点是错误的。传统看法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作为律典的编纂体例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简单抛弃这一说法只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唐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唐律法律解释文本形式的意义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集大成者,在法律解释的文本形式方面具有"一律一释"、"律释合典"、文本结构的非独立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古代法律解释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当代法律解释应当借鉴《唐律》法律解释文本形式的经验,改进我国当代法律解释的文本形式,实现我国当代法律解释在文本形式上的统一。

唐圭璋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源流和谱系

作为20世纪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在熟稔词学史的基础上,对晚清民国词学的贡献和特质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以端木埰、陈廷焯为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源头,揭示其相关理论对此后词学发展的指引意义。唐圭璋对朱祖谋上承端木埰、王鹏运,中与文廷式、諲撵獭⒖鲋芤玫热说?交往,下启吴梅、龙榆生、夏承焘、陈匪石等人的词学方向,评价甚高,认为由朱祖谋的师承渊源,可以大体整理出晚清民国以"金陵"为核心的词学谱系。唐圭璋通过对晚清民国词学的研究,体现出其平衡两宋、兼顾重拙大、境界与情韵的词学观念,带有晚清民国词学总结的意味,其学术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开元立法与行政法典阐论

唐朝开元时期有着频繁且规模盛大的立法活动,并编纂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立法活动,旨在对儒家人情观造成的无序状态进行有序的修补,以简约化和条理化使法律表现出透明性和公平性。《唐六典》则尝试给政府和官吏规范统一且系统的操作依据蓝本,从而给中国行政法典的建设提供了深远的资鉴作用。

宋代特别法的形成及其与唐法典谱系的关系

宋代规模宏大的特别法源流是多元的,唐式、唐留司格中的特别法开宋特别法之源。宋代除了承袭借鉴唐、五代特别法之外,更多是根据自身施政的需要,独立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特别法多取皇帝的诏敕修纂而成,其效力位阶不再像唐式那样低于令。元丰七年改革法典修纂体例,始分编敕为、令、格、式四种形式,除了普通法外,特别法也可分敕、令、格、式。在新的法律体系构建中,唐式中适合宋制的特别法谱系被传承唐令内容的宋令所吸收。至此,宋代新的法律体系和普通法、特别法二元结构正式形成。

论《唐律》“不应得为”条

"不应得为"条是《唐律》为惩治"杂犯轻罪"、弥补成文法规不足而在《杂律》篇中专门设立的一个概括性条款。从各种记载来看,这种条款早在汉朝就已经存在,唐朝应是继承自前朝。"不应得为"条的适用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律令无条,一是理不可为。律令无条是指对某种行为律、令、格、式均无规定,同时也无法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入罪方法。理不可为则是指按照法律的精神不应该做。"不应得为"条规定了笞四十和杖八十两种轻重不同的刑度,但这两种刑度仅是量刑的两个基本刑罚标准,执法者可以酌情据理适当下调。在确定不应得为刑罚的轻重时,一个负责任的执法者应该会有所参照,这个基本的参照物就是法律或刑法。"不应得为"条扩大了《唐律》的打击范围,使一些在统治者看来不当却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有可能受到刑事制裁,但对这一作用不宜过分夸大。

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关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就全世界而言,东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前进轨迹。西方社会注重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认为宗教在法律之上,宗教的内容和价值观念成为法律的内容和信条;东方社会则注重法律对宗教的影响,认为法律在宗教之上,或促进或约束宗教的发展。《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有着继往开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对宗教事务的具体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双重关系,即法律既推崇和保护宗教,同时又限制和束缚宗教,宗教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存在与发展。

论《唐律疏议》中身份对刑罚的影响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代表。该部法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中身份影响刑罚判决的特点。特殊身份享有刑罚特权,而身份等级的高下对比,更是定罪量刑中不可缺乏的考虑因素。这样的结果是同样的案件,却由于当事双方之间的不同身份对比关系,而出现不同的法律后果。这种身份影响刑罚现象的原因在于儒家法律思想所主张的礼制与法律的结合。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唐律“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规定新探

无子出妻为礼法关系演变诸多环节之一,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古人基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对生命规律的重视,无子出妻一制至唐,吸收了医学中女性"七七之数"和易经中"大衍之数"以规定出妻年限,其所反映的"风险的分化与规律的尊重"、"基于善与恶的设想"、"生产的选择与淘汰"三层合理性,正是唐律一准乎礼,而礼又因人情的表现。

《唐律疏议》“化外人”辨析

在许多著名学者看来,唐律“化外人相犯”条规定的“化外人”无疑指的是“外国人”;但是也有学者从文化标准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化外人”指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笔者通过对唐律“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及该条的“疏议”进行分析,结合史实,认为唐律制定本条的立法者尽管以文化的观念来界定化外人,但可能导致了具体案件法律操作的困难,因此不得不通过“疏议”进行解释,但是“疏议”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文化的标准。因此,本文认为,以现代人的思维看,《唐律疏议》所言的“化外人”实际上包括了“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今天学者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歧异的观点,背后的原因恰恰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陷入一种“时代错误”之中。

唐律共同犯罪探析

本文对唐律共同犯罪制度中共同犯罪的种类、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就其中一些对现行刑法共同犯罪制度完善具有借鉴意义的做法进行了初步探讨。

魏晋南北朝对唐律的贡献

《唐律疏议》的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国家和后世的影响为世人所公认。通观唐律的精神原则制度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仿佛,若无该时期对秦汉时期的法制进行整合,唐朝要在短时期内创制出影响后世千载的法典实难想象。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对唐律的法律精神及具体制度的形成功不可没。

论唐代杖刑制度的发展变化

The heavy-stick punishment is one of the fiv e- punishments in Tang Dynasty, it experienled a lot of changes in practice: The h eavy-stick punishment was often used as appended punishment; sometimes it was us ed to kill capital criminal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 ne w type of heavy-stick punishment--hitting the back only with heavy-stick. The he avy-stick punishment in Tang Dynasty is heavier than what was stipulated in the Tang Code in practice.

正统思想谱系中的“变音”——唐代礼乐思想拾遗

历代官方雅乐思想就像一支轮奏曲,在各代的经典文本中不断地复述着。在老生常谈的正统礼乐思想谱系中,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子之口,向儒家礼乐思想发出了他的天下第一问。同一时代白居易的论乐,似乎游走在儒家的正腔与艺术灵唱之间。唐高宗时由数位文臣撰写的《乐书要录》把儒、道思想杂糅一起,试图超越儒家音乐思想,在声音的终极溯源上与道家思想原点靠近。如此三例,体现了古代正统礼乐思想谱系中的唐代“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