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icology,Paleography,and Orthography of Early Tibetan Documents(Brandon Dotson and Agnieszka Helman-Wazny,Wien:Arbeitskreis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2016)

該書是德國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吐蕃的王權與宗教'(Kingship and Religion)研究團隊(2010-2015)産出的成果之一,由Brandon Dotson與Agnieszka Helman-Wazny合作完成,被收入'維也納藏學及佛教研究叢書'(WSTB,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①)中。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敦煌藏文写本《宝云经》版本新探

《宝云经》(dKon mchog sprin)在吐蕃译经史上地位显著,其中尤以敦煌本价值为最高。经过分析10件敦煌藏文《宝云经》写卷的物质形态、书写风格、词汇文法可知,藏译本《宝云经》在敦煌本地较为流行,且各写卷抄写时间有前后之别。诸号系同一译本系统下的A、B两本,以ITJ 228为代表的敦煌A本为贝若扎纳于赤松德赞时译出的初译本;以ITJ 164为代表的敦煌B本为赤德松赞“译语厘定”时仁钦措、曲尼楚臣整理的修订本。今传世诸本均同于修订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俗字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观点各异。其中对敦煌俗字的研究主要是从俗字考辨、俗字类型之划分、俗字审辨方法(应注意的问题)、俗字发展的受限因素、俗字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等几方面展开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及取用的材料较为广泛,且研究手段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在诸如俗字的分类、俗字传播的受限因素等问题上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研究视野也不够开阔,在材料的选用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敦煌蒙书的写本学特征析论

敦煌蒙书写本多为7-10世纪的文献,表现出雕版印刷术之前的写本学特征。根据装帧特点,敦煌蒙书写本有册子本、卷子本两种形式;以抄写为图书复制手段,因而这类文献具有"抄手众,写本数量多""几个文献合抄同一写卷""抄手水平不一,抄写质量也良莠不齐"等方面的特点;以读者(主要是学郎)传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又有"题名有异,篇卷不一""异文迭出""作者身份不明确"等写本学原生态特征。也正因如此,敦煌蒙书在文献学、出版史上也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

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及其周边各国保存的古代以汉字为中心的写本,是汉字文化的瑰宝,也是重新解读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钥匙。它们都是建立"东亚写本学"的基础材料,其中敦煌写本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日本所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的《镜中释灵实集》,是我国早已散佚的唐代佛教文学的珍贵文献。日本学者对它所作的注解,著此项研究之先鞭,值得我国学者重视。而其解读中的不备和不确,恰可借助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加以补正。

上海地区馆藏中医药抄本概况分析——兼论抄本医书的定位与研究展望

中医药抄本的价值逐步得到中医文献研究领域的重视,当前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基础文本的整理复制与目录提要的调查编撰两大方面。基于对上海地区馆藏中医药抄本的研究,初步发现存世抄本医书具有覆盖面广、实用性强、操作灵活、个性化明显、成书目的多样性等特点,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医疗面貌及医药知识在各个阶层的传递情况。以馆藏中医药抄本为研究对象亦存在材料的局限性,即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民间下层的医疗记载,因此需要个别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的互参校正,才能更加系统地反映出知识和思想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加之在概念上,抄本医书亦属广义"写本学"的研究范畴,如能进一步明确定位、规范方法,则可打通时代和空间的界限,在书籍史、学术史的基础上巩固其作为文献整体的研究,亦可从知识史、传媒史、观念史等多角度拓展研究范围。

12世纪英格兰古英语法律抄本书写——以CCCC MS 383号抄本为例

在诺曼征服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古英语抄本书写与古英语语言的使用在12世纪的英格兰仍有明显延续,这一趋势在法律领域亦不例外。以抄本学和古文字学方法对这一时期典型法律抄本的考察可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在语言、版式、字体等方面既体现出其时代延续性,又折射出其实用性与适用性。究其原因,古英语书写于12世纪在法律领域的再流行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不仅渗透着诺曼统治者论证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图,还体现了新兴的纽斯特里亚学派着意引入罗马法编纂理念的学术志向,是12世纪欧洲范围内法律自觉之时代思潮的前奏。本文拟以CCCC MS383号抄本为例,考察12世纪英格兰古英语法律抄本书写再流行的趋势、特征与原因。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进行近30年的调查、编目之后形成了基础报告。本文用一系列翔实的数据,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国图敦煌遗书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反映了国图敦煌遗书的现状及其研究价值,最后指出敦煌遗书的发现将为我国写本学的创建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