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即理”视域下翻译学天人合一的意义观

西方翻译学呈现出两种基本意义观:一是在柏拉图主义的笼罩下,将形而上的绝对意义视作完美而不可触及的彼岸,将形而下的相对阐释视作现实却又充满缺憾的此岸,并认为后者只能是对前者的拙劣模仿;二是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将绝对意义和相对阐释同归于虚无。前者以“尊天抑人”的态势陷入天人二分的意义观,在一定程度压抑人本主义精神,后者以“毁天灭人”的态势陷入天人两空的意义观,因而引发虚无主义困境。在新儒家心学思想的“心即理”视域下,翻译学能够走出上述两种思维定势,促使译者立足本心,打通道枢,实现绝对意义和相对阐释的圆融统一,以“顺天应人”的态势成就天人合一的意义观。较之西方翻译学的两种意义观,它不仅凸显译者心性的关键作用,强化人本主义精神,还将本心作为意义的稳固立足点,避免虚无主义困境。这体现出心学思想对于翻译学意义观建构的独特价值,也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翻译学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

以身度天:董仲舒“天人一”参证进路及其价值

董仲舒“天人一”涵摄着理论与实践双重向度。天人同元奠基了“天人一”的理论前提,而“以身度天”则为参证“天人一”的具体生成进路。“以身度天”通过对自身性天的观照,在天人互鉴中启发乃至培固先天良正之品质,进而重塑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由此建构起以德立人、以人立天的“天人一”良序格局。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价值。

从冲突走向融合: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四种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外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上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漫长发展历史进行审视观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由冲突对抗逐步走向协调和解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出现了四种对应的形态,即远古时期听命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农业时期依存于自然的“天地与我并生”,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信息化时期尊重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中庸》天人思想及人的主体化意义

“天”与“性”的定义及其内在联系阐释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其在不同时期的嬗变同时也反映着人区别于动物,作为社会化的人这一主体化意识的崛起。“天命”在逐渐道德化、义理化的过程中开始与每一个人的本质都有了普遍性关联,人的主体性也随之有了新的意义,一方面人性论有了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天命又具有了普遍、现实、生命的表现。天人关系的重构意味着人不再为“天”的附庸,人类从自然界中实现自我剥离,其中透露着高度的思想自觉,即所谓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自觉所在。

“天人相应”视域中的汉藏医文化渊流关系阐释

汉医与藏医在“天人相应”思想的关照下,在独立传承、相互借鉴、相互勾连的过程中,在文化要素上呈现出诸多勾连,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思想在二者文化起源(生活与巫术)、思维方式(经验思维与意象思维)、诊疗方法、用药等方面的映现,并在病因病机、养生指导、医生医德等方面呈现出互通之处。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的渊流关系,中华各民族千百年的发展进程,是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共同建设文明团结、和谐美丽生存环境的过程。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皆为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地理空间内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并通过地方性知识生成了主体共性共在下的差异化医学知识谱系。

人地关系的科学演进

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始终是地理学研究的重大核心领域和内容。纵观人地关系的科学发展历程,从古代人类被动占很大成分、带有古朴辩证法特征的“天人合一”,到现在具有完善唯物辩证法的“可持续发展”,经历了巨大的物质和意识变革。未来人地关系发展趋势,是以人类的科学主观能动性为其最大特征的人地逐渐趋向融合的“人地共生”。

传统和合思想本质含义探析

和合思想是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客观、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含义,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传统和合思想的含义进行考证分析。并指出,传统和合思想围绕着两个核心范畴(即天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来展开它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综合地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学派之中。

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违背古代思想传统的理解。一是把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否定天与人的根本区分以及天人关系中天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本文通过对《吕刑》和《国语》中有关绝地天通的阐释来说明这一点。本文认为,绝地天通对于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有着奠基性意义。

天人关系新论——先秦“天”的观念演进及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西周春秋时期,“天”的神秘色彩淡化,“天命”观逐渐被带有客观性和伦理性的“天道”观所代替。“人”从“天”的威势中解放出来,“人道”上升到与“天道”并列的位置。儒家又顺应这一趋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并把“天人关系”的主题定在“人道”上。儒家为“人道”制定了“中庸”的目标和“礼”的行动指南。

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的考察与理解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论是关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天人关系论随着时代的演变有多种形态和基本命题,展现了特殊的哲学问题意识和人与自然的对立调和的文化精神。这样的哲学思维具有现代的价值与意义。

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讨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面临生存困境。消除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人类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深入地支配人们的生产行为以及预测可能引起的比较长远的社会影响;必须协调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关系;必须认识到私有制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述对于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深化认识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行动指南。

汉字构形与中国古代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先秦时期开始,对天人关系的相关论述就已蔚为大观。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则蕴含着更为古老的造字时代的天人观念,早期先民的这些朴素认识,是后世成体系的哲学思想的早期渊源。从古文字构形的角度梳理天人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的理想中转而关注现实社会。

天人之际: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例

"天人关系"是中唐儒学转型的核心话题之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论"推进了中唐的儒学转型,也深度影响了中唐的诗文转型。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之诗文的风格差异,其理论基础正在于不同的天人之论。"天人"关系的变化刺激了中唐儒者的诗文书写,题材的拓展、语词的创新、风格的多样以及意象的怪奇让诗文变革的时代异彩纷呈。但是张弛有道的文学同样也要回归平衡。伴随宋儒重建天人关系过程的完成,一个新的天人模式下的宋型文学也逐步确立了迥异于唐型文学的崭新风格。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西哲学认识论分析

"天人合一"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中"天"有复杂的多重含义,"天人合一"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西方哲学经长期的逻辑演变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发达使传统西方哲学具有明显的知识论色彩。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环境问题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当代环境问题是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同的哲学思维无论是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其影响程度都极其有限。

传统取象比类思维的认知与评价

取象比类思维肇始于群经之首《周易》。它是中华传统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与现代类比推理有所不同。汉字的建构离不开这一思维;古典诗歌创作也得益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是诸子百家及儒道释历代思想智慧的基础。它不仅是"天人合一"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华审美型文化智慧的体现。对它的认知与评价不仅关乎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而且关乎要不要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对它持一种严谨、审慎、辩证和包容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尚书》中的天人关系新探

《尚书》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中国天人关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同时,它也是《尚书》历史思想的重要源头。《尚书》的"天"或"帝"等至上神并不具有"创世"和"完全的人格神"特征;"人"在《尚书》中的天人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天子"在《尚书》中的本义是"天之元子"而非"天之独子",但是后者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取代了前者。《尚书》中的天人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印记。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及其政治含义再解读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具有深刻而独特的宗教含义和丰富的政治意涵。对董仲舒而言,上天主要是一种以神谴的方式所显现出的令人敬畏的力量。正是基于这一对天的神秘信仰,他推论出了一系列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如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应法天而治,以及上天会降灾异以警示、谴告君王的政治过失等。由于董仲舒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政治理念,即政治之为政治,应是指对圣人孔子、儒家经典和超越者(天)所作的一种积极应答,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气和政治思维发生根本转向因而具有分水岭或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家。

张载哲学的问题意识与逻辑起点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哲学构架的真正确立者,理学不少关键性哲学命题都是由张载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证明。通过对张载哲学体系的始基,即其必须解决的主要理论难题及相应的逻辑出发点的考量,可以事半功倍、提纲挈领地掌握宋代理学的哲学主干命题,并能真切体会到宋代理学开创者的真实心路历程,从而加深对理学发展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