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Criminal on Death Row" to "Acquittal of Charge"——A showcase of China'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Januaury 1996, a case of murder shocked the seat of Qiaojia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Eight years later, in February 2004, the county town was again astir with the news that the alleged murderer Sun Wangang returned home after being acquitted of the murder charge.

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长江保护法》实施下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创设性提出多领域、跨区域、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管理机制,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为最终司法保障,贯彻落实“最严”生态法治观。因此,行刑衔接是长江最严保护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实体法层面,《长江保护法》与《刑法》设置罪名之间存在部分脱节、案件性质判断标准模糊空白。程序法层面,公安机关职能交叉混用、检察机关监督力度不足。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配套立法、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设立跨行政区域检察制度等解决对策,从而保障《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实现对长江流域的最严保护。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现状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我国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存在不足之处,亟待调整。以山西省为例:入罪视角下,实践中罪数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处于犯罪链条“边缘”的环境监管失职罪面临虚置风险;量刑视角下,社会危害性及可谴责性相当的罪名之间存在横向刑罚配比不均的情形,纵向链条上的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措施亦不够完善;此外,省内针对性的刑事治理强度显现出地域偏差,环境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问题可能存在阻力。有鉴于此,司法机关应首先确保罪数理论的合理运用,避免责任定位与罪名选择上的疏漏;其次,应强化对于污染、监管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引入恢复性司法措施弥合生态法益;最后,应积极寻求多方主体的联合共治、疏通行刑衔接路线,推动基层煤炭环境问题的全域治理。

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优化研究

构筑涉水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体系是防范水事风险、确保长江流域水事安定的重要保障。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否顺畅深刻影响着长江流域治理的实效。《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为水事“行刑衔接”提供了框架性制度。基于执法实证研究,发现存在新旧法律责任设定协调性不足、证据收集与转化认定困难、水事案件信息欠缺“智慧共享”、跨部门跨地区协作缺乏长效性、检察监督线索获取渠道不畅等问题,影响着“行刑衔接”的效果。为确保“行刑衔接”发挥保障流域善治的作用,应从细化执法规范依据着手,构建高效合理的证据收集与转化机制,以“智慧执法”模式助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提升流域合作协议约束力,拓展检察监督线索来源,实现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优化。

行刑衔接中的检察监督机制构建——以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为例

2000年国务院开展打假联合行动,首次提出行刑衔接。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基于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行刑衔接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检察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衔接不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行政执法前置过程中检察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检察监督不到位、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不到位、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事司法追诉检察监督不到位。针对此问题,构建一种全新的检察监督机制,即巡回检察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实质上的检察监督权,衔接人大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破除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的检察监督不到位问题,从而为真正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制度探索指引。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近年来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法衔接存在相关衔接规定位阶低、证据转化规定不完善、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不利于两法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两法衔接制度的完善,一是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如何使在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材料适用于刑事诉讼等程序性问题,作出细化规定。二是要制定证据转化制度,对在行政执法中搜集的言辞证据一般应重新取证,实物证据则可以在审查后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三是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完善监督体系。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均存在着行刑衔接机制不畅的问题。实体法上表现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罪”与“非罪”难以界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过失犯”未予规定,非法交易渔获物行为的构罪标准单一;程序法上则表现为行刑证据转化、案件移送等方面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规范滞后和阙如,刑事优先原则泛化适用,环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切入对于“长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进行调适:在实体层面,应当注重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并行,从廓清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增设过失损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明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三维入罪标准等三个方面完善立法路径,并且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解释进路。在程序层面,则要立足于“三位一体”的程序配置,重塑案件移送制度,健全行刑证据转化机制,并且要规范渔政公安联合执法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现状检视与完善——以帮信行为为视点

帮信行为“以刑代罚”规制趋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刑法前置法作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机制,避免刑事惩罚过度挤压行政处罚空间。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理论上“两法”程序的顺位适用分歧与实践中机制保障的“双重”不足,应摒弃“刑事先理”的僵化套用,行政执法程序有限优先适用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更具合理性。此外,需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实体与程序规范保障;恪守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证据标准,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督责任,构建行刑反向衔接监督体系。

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立足袭警行为暴力分层,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尊严和正当,应对袭警罪适用总体持限缩态度。治安纠纷中,轻微袭警行为属于公民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刑法应当谨慎限制公民权利,慎重介入警民冲突;袭警罪处罚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实施袭警行为往往缺乏违法性认识,对轻微袭警行为,可以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罚方式予以处置。遵循刑法宽容理念实现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对袭警罪的法益应界定为“警察公务保护”的单一法益,对袭警行为的“暴力性”应予限缩解释,袭警罪的对象一般不包括辅警,袭警罪主观方面应当具有妨害警察执法的主观目的,袭警罪的处罚方式应当注意行刑衔接。办理袭警罪案件,应当以限缩为原则,加强具体情境把握,以实现良好效果。

行刑衔接机制下企业合规研究

历经两年半的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衔接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我国已出台多个促进司法一体化的政策文件,在某些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但适用于企业合规改革的政策文件却略显不足。因此,对于企业合规改革而言,需要重点从程序启动、合规考察、处理结果等方面进行把握,要以检察机关为引导,推行行刑衔接小组制度和联席听证会议制度,有效实现企业犯罪的去源头化、去违法化,在处理结果上遵循手段配合原则、结果互认原则,形成事前协议制度,进一步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

论企业合规中的行刑衔接与互认

随着合规改革工作逐步进入到全国推广阶段,诸如规范缺位、程序失灵和验收标准与需求脱节一类的合规行刑衔接问题接连出现。行刑衔接是企业合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要切实解决合规行刑衔接问题,应当立足法人犯罪的行政犯属性,在入罪与出罪、治罪与治理、刑事合规与行政合规之间必须实现高效且良性的互动。因此,应当考虑将企业行政合规体系与刑事合规体系的资源与优势整合,从合规启动标准、证据收集认定标准、整改成果与验收标准四个角度出发,建设高度协同的衔接互认机制,找出行刑之间的“合力点”,共同发力以促成企业合规制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我国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与机制重构

渔业违法犯罪规制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手段,行刑衔接直接影响打击渔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果。渔业行刑衔接制度已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协同性不足,制度规范难以接轨实践,证据标准与移送程序存在漏洞,协同执法保障不足,造成渔业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在具体实践中存在障碍。为突破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保证渔业犯罪案件处理结果的有效性、公正性,应在完善渔业基础性法律的前提下,克服部门法褊狭,明晰证据认定标准和移送程序,并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