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

本文主要从"日本建筑文化的源流"、"日本传统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日本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比较了中日传统建筑文化上的某些相异之处,并探讨了相异的内涵,反映了日本建筑文化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同时,积极寻求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对于我国处于对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 ,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却并非一心如枯井 ,死水微澜 ,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 ,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 ,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青年人才成长的实证分析——以韦棣华奖学金获得者为例

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会韦棣华奖学金历年(2003—2012)获得者的数量变化、院校分布、深造层次、就业情况、文章发表和获科研资助等学习、就业、科研等情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图书馆学青年人才的成长历程,审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学术与职业等发展情况。韦棣华奖学金获得者的成长历程体现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坚守、图书馆学研究的深化和职业选择的拓展。

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不仅仅是相对于学科而言,而且可以相对于大学或高等教育而言。大学的历史原点就是学术,学术同时就是大学的逻辑起点,通过阐释学术的内涵和外延,梳理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界对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各种观点,明确提出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由此引出了大学精神和高等教育管理原则均来源于学术这一大学的逻辑起点,得出"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的最主要内核和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如果学术不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将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作为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的灵魂和脊梁就无从谈起"的结论。

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梁启超在综合考辨前辈学者整理古籍的基础上,从事古籍整理实践,认为整理古籍是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整理古籍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求真是其终极目的,又归纳了四种校勘方法,提出检验辑佚优劣的四个标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生“三立”,天下传奇——纪念华罗庚诞辰110周年

华罗庚,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等多国外籍院士。文章详述了华罗庚的三立立志、立学、立言。一即立志,其身残志坚,与时俱进;二即立学,其自学成才,顶天立地;三即立言,其卓识创见,新语千秋。华罗庚的天赋、志趣与一生成就及其对数学七用的卓见,可为认识基础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及卓越人才的培养提供启发与借鉴。

高校奖学金评定标准转型:从分配公平到关系公平

现行高校奖学金评定追求以分配公平为标准的理念,通过各种"科学"的评审条件、严格的等级筛选,确保奖学金评定的公平、合理。但既定的资源、等级的筛选、量化的条件否定了生命个体自主、自治的差异性,背离了大学教育的基本理念,无法达到促进每个学生自主、自由发展的实质公平。为此,高校奖学金评定应从既定资源的分配公平转向以尊重个体自由发展、实现自我价值为导向的关系正义公平。

清代汉学家的学术精神片论

清代汉学是传统学术的高峰,源远流长。不仅其学术规范影响深远,而且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在目前相关研究中,人们对汉学精神的认识大体局限于"实事求是",而对许多汉学家淡泊利禄、锲而不舍、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鲜有论及。本文略述要旨,以期进一步探析、认识清代汉学的底蕴,这或许对后世学术风尚的形成和繁荣亦不无启示。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汪校本《搜神记》点校拾遗

《搜神记》为东晋干宝所撰,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书讹误较多,汪绍楹先生的校注本为后出转精的最佳校本,虽经吴京华、张觉等诸多时贤的多次校勘,仍有一些地方可以商榷。今拟就汪校本之中的有关标点、词语考释、校勘等方面的问题,辑得数则,缀成一文。

于寂寞处守志,于喧哗处守智——由《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谈起

《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是我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的代表性文论集。该文论集涉及了儿童文学的理论观念、发展思潮、系统工程等多个层面,充分展现了作者跋涉儿童文学领域三十年的"文化担当意识和学科建设思维"。全书既具学理深度与批判锋芒,又饱含生命激情与学术真诚,既是一部儿童文学研究发展史,也是一部儿童文学批评史,填补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史的欠缺,促进了儿童文学学术品格与理论建构的深入。

侯外庐领衔的学术研究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开拓及其研究特色

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仍深有启发,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蠡测王国维的治学精神

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巨擘,他在构建中国现代学科体系、提倡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国维先生作为开风气的大学者,其治学态度、学问观和学术研究方法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

“和魂汉才”——《源氏物语》对汉文化的吸收

以叶渭渠先生分析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时所指出的“和魂汉才”的模式为根据 ,分析紫式部在创作《源氏物语》

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王国维《广韵》批校与治学精神

清代以来学者们非常重视《广韵》的校勘,校本甚多。王国维也曾临录过黄丕烈临摹的段玉裁《广韵》校本,并善于利用《切韵》《唐韵》等新发现的唐写本,比较《切韵》与《广韵》在小韵及韵字上的异同,对《广韵》做了全面校勘,开《广韵》校勘一代新风。本文主要研究王国维《广韵》校勘与其治学之间的关系,兼及王国维对《切韵》《唐韵》的批校,以及张士俊泽存堂本《广韵》的校勘性质问题。

况周颐词学主体论

况周颐词学的主体论具有多重融通的表述,他在清季强调情的真质深厚,对于清词纤佻空疏之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论参合宋儒性、情之辩,并不注重性对于情的约束,而是强调"情者性之所发"的个体性及其自然表现。其对主体性情忠孝节义的表彰,也是从性情自然的角度出发,异于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所要求的"风雅之正"。况周颐词学的主体论受到晚明"性灵说"的影响,强调本真慧性的自然表现,摆脱伦理善性的制约,但对"学力"涵养的重视,则使个体精神达到"神明与古人通"的境域,又出脱晚明"性灵"的"我执",可以视为"性灵"说在词论的重大修正。

高校学业奖学金评选中的契约精神

高校学业奖学金评选过程中体现出的公正、诚信等精神对大学生契约精神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加以重视,使其不断完善。主要措施有:制定公平公正的评选规则,增强学生的正义感;确保评选标准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诚信精神;保证评选过程程序正当,增强学生的法治精神;设定合理的否定条件,增强学生的是非观念;鼓励学生进行良性竞争,增强学生的合作精神。

《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的学术因缘及梁启超科学观之折射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早期面目有赖梁氏《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而存世。两者比勘,可推原该学术史名作从原稿到《改造》初刊至商务印书馆定本的成书过程,可覙缕梁启超与胡适学术因缘,尤其是他在胡适建议下对原稿的增删;可窥见梁氏通过该书出版支持共学社丛书、推扬浙籍友人蒋百里著述之深心。梁启超于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外,提炼出一种普适的、适应现代的科学精神;为了避免清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随着本体论价值一起被边缘化,梁启超暗示不必在意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作为手段是否经世致用,而应将重点放在它们作为学问之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之上。这与梁氏旨在整理国故、致就新文化又反对"科学万能"的思想相通。

阴阳之道视域下的虞翻易学

汉末虞翻在经学的语境下,继《易传》、魏伯阳月体纳甲说、孟喜以来卦气说之后,重新诠释了《易》,推出了阴阳之道视域下的虞氏易学。指出,《易》为六经之首,由伏羲、文王、孔子三圣所作,阴阳是其神髓所在。天阳地阴对待,日月往来引动,在天而成日月往来意义上的八卦易场,在天地间而成四时递嬗意义上的四正卦易场,具体化为出入乾天坤地两仪的十二消息卦易场,并变生着五十二卦符示的繁复阴阳流转变易格局,即此而敞开宇宙宏大易世界。这一世界构成人整个生活的世界,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当贯通三才之道,基于仁与义的践行与承当,引动这个世界迈向人文价值化的理想天下易世界。经学精神藉此得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