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还是“田野工作”?

我国古代“采风”是有其特定的涵义。20世纪以来,我国到基层发掘和研究民间音乐的人,也有一些打着“采风”的旗号、抱着“采风”的态度进行工作。“田野工作”又称“田野调查”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化人类学术语,英文为“fieldwork”,是指文化人类学者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调查工作。“采风”和“田野工作”有共同之处,也有诸多差异。该文建议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用“田野工作”替代“采风”的提法。

刘兆吉及其《西南采风录》

1938年春,刘兆吉参加了西南联大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在3500里行程中,他沿途收集民歌,集成《西南采风录》,是为西南联大较早的文献之一,被誉为“现代三百篇”,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它开创了我国以个人力量采风并将所得歌谣编辑成书的先例,保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南社会的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具有社会学、民俗学和语言、文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风起田野——杨荫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民间音乐考察

杨荫浏带领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从事的一系列民间音乐考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为中国音乐学积累了第一批研究型考察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和方法今天依然适用,总结经验并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讨论相互比照,将会提升今天的学术眼界。

大浪淘沙与沙里淘金——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与案头工作的思考

1979年后举国上下大规模开展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实施,对抢救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通过参加《中国民歌歌曲集成(湖北卷)》工作,体会到:田野工作是研究的基础,面对收集到的繁杂的大量民歌资料,不能只凭个人主观想法或兴趣去臆断、取舍,应沙里淘金;案头工作是研究的深化与再发现;凡有争议问题要找歌手进一步核实;对文史方面的问题,要请当地的方志办协助查寻,要杜绝膺品。这样,才会有新发现、新思考、新成果。

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

作为一个世居广西、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及其先民在其长期生活的岭南地区创造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色彩的民族文化。其中,作为标志性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咏文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壮族人的生命情感与诗性智慧,涵载着壮族成长的悠悠记忆,建构起壮族集体认同的文化纽带。

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潮汕方言歌谣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一笔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前此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着收集数量偏少,对象界定模糊,体式界定不清,用字不究、少有注释,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等问题。而明确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歌谣用字;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以及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五方面是在对上千首歌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更有利于传承。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诗经·国风》民歌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诗经·国风》民歌说"渊源于秦汉时期的采诗说,朱熹加以申述,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又参照俗世民歌进行考论,遂成定谳。否定"《国风》民歌说"的学者一般从《国风》非民歌原貌、《国风》内容非出平民两个角度切入,本文补证"《国风》民歌说"难以成立。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观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田野工作——民族音乐学的灵魂

从田野工作调查者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搜集民间音乐的目的,对待民间音乐资料的方式以及田野工作对现代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通道侗族“喉喏歌”初探——通道县地坪村田野调查

"喉喏歌"是通道侗族独有的一种多声部民歌,由"讲歌"、"花歌"、"俏歌"三种形式的歌组成,是在侗族的"作客"习俗活动中演唱的套歌。四位老人以统一的声音,唱出了"喉喏花歌"的引句,低沉、凝重、古老而悠长的音调,把大家的呼吸、神情都凝固了,仿佛把我们带入到古老而遥远的历史时空。

台静农与皖西民歌

台静农上世纪20年代回故乡霍邱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歌,后来选择其中的113首情歌结集为《淮南民歌集》刊印。这些情歌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表现手法看,都具有明显的皖西地域特色,事实上属于皖西民歌。另外,台静农对民歌理论和收集方法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他对皖西民歌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论清人编选清代歌谣总集的成就与特色

清人所编歌谣总集较之前代产生的同类型著作,其整体数量更大,采录范围更广,内部类型更多,思想内涵也更丰富。它是中国古代歌谣总集编刊史上的顶峰。

蓬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反思——访谈“嘉陵江船工号子”传承人有感

在借鉴韩国日本以及我国福建泉州保护本国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访谈蓬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蓬安县以"嘉陵江船工号子"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承与保护方式,到底是采用"玻璃罩式的馆藏"还是"活态传承"的保存方式,以及如何避免"文化空壳现象"等问题,结合蓬安县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建言关于开辟川东北嘉陵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之路。

音级集合理论在分析广西民歌中的运用

本文尝试运用音级集合理论对广西民歌音高结构进行研究,进而探索民歌中音集运动自身的结构功能及体现方式,以及音集运动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对民歌所起的结构力作用。并提出运用音级集合分析民歌的意义及创作的启示。

《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

《东蒙民歌选》的搜集与推广,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我国民间文艺搜集工作能够延续延安文艺注重搜集和学习民间文艺的传统,抢救了一批宝贵的民族民间文艺遗产;在新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推广了一批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推广方面积累了蒙汉合作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新文艺的建设。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