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宋人对杜甫诗病的指摘及其诗学意义——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杜甫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宋代尊杜尤甚,宋诗话中对杜诗有大量的评点赞美。但也不乏对其诗句篇章的指摘非议,涉及用事之误、村陋俚语、声韵问题、属对工拙、蹈袭前人、诗意重叠等多方面。宋人在崇杜潮流下,仔细辨别杜诗的精华与瑕疵,指出了学杜的门径和要点,反映出宋人具有相对理性的学习精神和艺术批评态度。此外,通过杜诗诗病分析可以看到宋人学杜的阶段特征以及宋人学诗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面貌,还可以观照杜诗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驴与诗人的结合使其在作为动物本身之外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杜甫笔下的骑驴是对自我形象以及内心情感体验的直接刻画,而宋代在直接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进一步发现了杜甫,用更加直观的图像画作的方式记录并塑造着他们构想中的杜甫。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氛围中,关于杜甫形象的题画诗是宋人了解杜甫之后的一种带有重塑功能的记忆,而其中对杜甫骑驴的描写,不是单纯的形象刻画,更多地包含了在宋代文人视野下一种诗人骑驴觅诗范式的文化符号。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４６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５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全宋诗》乐章辑考——新补大晟府乐章50首及其他乐章辑考

从宋人别集新辑录大晟府乐章50首,这些当为赵鼎臣任秘书少监时所作,又新补楼钥乐章1首,以及从《全宋诗》所收乐章考得有姓名者93首,略作校订,以助《全宋诗》之完璧。

宋代诗歌中的杜诗风格略论

宋人最重杜诗,在宋代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杜诗风格的重现。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诗人学习了杜甫五言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苏轼的诗歌则学习了杜甫七言律诗老健疏放的风格。陈与义七言律诗学习杜诗浑涵汪茫、雄浑悲壮的风格最为成功,苏舜钦、王安石等则学习了杜诗萧淡婉丽的风格。宋人学杜的最大创获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在风格上接近杜诗的作品。

吕留良“奇横”说发微吕留良“奇横”说发微

吕留良在诗文批评中标举“奇横”说,独具识见。“奇横”说针对明末清初熟俗软媚的科举文风而提出,是吕留良遗民思想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一种内心坚持的清高傲世姿态和睥睨外物的气度。“奇横”指作品造意纵横奇放,笔势健拔遒劲,文气肆意流贯的状态,是一种合乎法度的变化之美,可视为诗文的整体风格和审美境界。其审美内涵,包括生新跌宕的章法和意脉、苍劲有力的骨气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三个方面。吕留良在诗文创作中师法“奇横”说。他在重释杜诗艺术经验和承继苏轼文论精神的基础上提倡的“奇横”说,对清代及民国诗学和词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杜诗风格在宋代诗歌中的再现

宋代诗人重视学习杜诗,使杜诗风格在宋代诗歌中得以重现。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诗人学习了杜甫五言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苏轼、苏辙的诗歌学习了杜甫七言律诗老健疏放的风格。杜甫浑涵汪茫、雄浑悲壮的七言律诗代表了杜诗七律的最高成就,陈与义学习杜诗的此类风格最为成功。此外,苏舜钦、王安石等诗人学习了杜诗萧淡婉丽的风格。宋代出现了在风格上接近杜甫的诗人,这是这个时期学杜的最大创获。

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的“江南现象”

杜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高度发展的标志,它又定格了那个高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中国古代诗歌。成为"高度标志",自然源于杜甫之伟大、杜诗之卓杰,同时也与历代杜诗研究者发掘其人文价值与审美意义有关,其中杜诗笺注者功莫大焉。从历代诗歌文本的笺注情况来看,以宋代"千家注杜"为盛,而清初顺康两朝江南地区出现的"诸家注杜"现象,不仅媲美赵宋,且有积薪而上之势。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需要从各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论范成大学杜及其宗唐倾向

在宋人崇杜的风气下,范成大的诗歌受到杜诗的影响。范成大诗中大量使用杜诗典故,并学习了杜诗的句法。他的诗歌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传统,其《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歌较多反映了民生疾苦,其使金纪行诗也有诗史意味。但从总体上说,范成大的诗歌温和秀丽,不仅不似杜诗,不学江西诗派,反而有较为明显的宗唐倾向,这说明南宋前期江西诗派的影响在逐步减小。范成大诗歌中有宗唐倾向,亦有宋诗的特点。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

论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的特点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南宋前期诗人普遍使用杜诗典故较多,陆游是两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南宋末年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较少。南宋对杜诗典故的使用,反映出宋代诗坛的崇杜、学杜风气。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宋代诗歌总集新考》献疑

卞东波《宋代诗歌总集新考》一文在考证内容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具体而言,卞氏所考《唐宋类诗》、《郴江前集》《后集》《续集》为重复辑考,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已考证,并非新考;《润州类集》、《滁州集》著录名称不妥,应为《丹阳类稿》、《滁阳庆历集》,且后者为《宋人总集叙录》已考,亦非新考;《蕙亩拾英集》的性质是诗话,而非诗歌总集。

论宋代“诗圣”说的内涵与成因

两宋时期,是杜诗学史上第一个研杜高潮期,杜诗被奉为诗学楷模,"诗圣"说确立并得以推广,成为宋代杜诗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其内涵包括儒家伦理道德与艺术表现两大层面的因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