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改革政策目标,从产权能力完善、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三个方面,运用熵权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14—2021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综合评价和障碍因子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各地区改革水平的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各省(区、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家庭农场发展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集体经营收入水平、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基本属于集体经济发展维度,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改革规划目标仍有差距,还需进一步提升集体产权改革的经济效能。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再思考

对中国三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概述,分析林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提出深化林业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策略。研究表明:当前中国森林主要作用、林权利用方式、林产品原料来源发生了变化;新一轮集体林改主导者和目标发生了变化,林改成果的评价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新一轮林改是从调动农民经营林业的积极性延展到动员全社会参与林业发展,让全社会支持林业发展延展到让林业更好地满足全社会需要;新一轮林改需要持续创新林业协同发展体制、改革森林采伐管理制度、构建林权流转监管和服务平台、创新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健全生态经济兼顾的林业政策体系。

习近平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实践指向及价值意蕴

基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林业改革发展经验和新时代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等3个层面分析习近平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论述的鲜明实践指向: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总结习近平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有利于为切实改善民生福祉、推进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为全球林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林业产权研究热点与变迁趋势——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可视化分析

利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梳理国内林业产权领域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变迁趋势,厘清林业产权领域研究的逻辑脉络。综合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数据库中2001-2023年收录的1 540篇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自2001年开始,该领域发文量呈现逐年渐进式增长,至2009年达到顶峰后趋于稳定,但领域内作者和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较为松散,且国内林业产权领域研究的发文机构相对集中于高校;结合林业产权领域的研究热点,可大致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归纳为关于林业产权制度、碳汇、林业产权交易和中国森林资源产权的研究;结合林业产权领域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演化趋势,可以将该领域研究分为3个阶段,包括探索阶段、横向拓展阶段和纵向延伸阶段。未来研究应把握“双碳”新特征,以此推进林业产权领域研究深入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农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库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究了未完成改革和完成改革两类村民之间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减少家庭成员外出就业来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改革对中低收入和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可干预性,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提升农村治安类公共品供给,是降低改革与未改革两类村民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演进、现实阻滞与路径选择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加快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其深厚的制度、组织和产权基础,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角度,分析研究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演进、现实阻滞与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土地、组织以及产权等多重制度演进逻辑;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有待创新、土地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适应延迟等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阻滞;面向未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从尊重历史制度和现实难点出发,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推进农地制度重点领域改革创新和注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等。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助力乡村振兴——以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为例

巩义市通过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线、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根本,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也暴露出一些其他地方存在的共性问题。建议从完善改革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加强农经管理队伍建设、做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政策的多维度分析——基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的量化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研究对2015年以来各地方政府出台的469份改革政策文本进行预处理,分析改革政策在时间、空间和内容多维度上的分布特征,运用政策一致性指标模型,对不同地区改革政策进行分类评价。研究发现,时间维度上,改革政策随着试点批次的变化由政府主导拓展至社会参与,再延伸至市场嵌入。内容维度上,改革政策不断深化实施环境、优化执行路径和细化具体内容。空间维度上,有3份省级和2份地级政策为优秀,东部和西部各有2份政策为优秀,将政策归纳为偏环境型、偏需求型、偏供给型和偏混合型。其中,省级侧重宏观政策实施要求、督促改革过程,地级突出政策支持力度,县级控制改革进程,乡级落实改革内容,但缺乏政策保障和政策激励。改革政策在地方实践中存在空转现象,未来应当在支持力度、资产管护和改革普惠等方面进行强化。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12年以来的新进展与40余年的典型事实分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文简称集体林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林区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40余年来,中国政府启动了多轮集体林改,取得了较好进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典型案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集体林权研究团队的实地调研访谈案例,文章采用叙事分析法,重点梳理了2012年以来集体林改新进展,界定与分析40余年的集体林改典型事实。研究结果显示:(1)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明确了新时代集体林改的方向与基本思路,集体林地“三权分置”与金融创新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和林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2)40余年的集体林改典型事实表现为集体林权呈现出多样性、背景条件至关重要、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并重、频繁产权制度变迁难以形成稳定经营预期、在规模大与小之间来回摆动、制度间匹配差、长短期绩效差异明显、信息不对称严重、市场和政府边界不清等特征。文章可能的边际学术贡献为:(1)采用叙事分析法研究了2012年以来集体林改的动力机制及其新进展;(2)明确了40余年来集体林改的典型事实。在后续集体林改中,应稳步推进,增强集体林经营主体的林改成果获得感,实现生态美和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逻辑、现实难题和制度保障

农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必然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仍面临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农民发展能力及信心相对缺乏等难题。新发展阶段,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完善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为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

伴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愈加凸显。在阐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带动农民共富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总结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共富的主要途径。基于全国总量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集体资产分布不均衡、集体经济发展能力弱、经营管理型人才匮乏、集体资产管理相关制度与法律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拓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发展多种形式股份合作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等途径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改革及其法治保障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改革是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方面。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经验表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当遵循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效能的规律、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规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当坚持改革与法治相伴而生、同步推进,坚持以法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完善对集体产权改革的法治保障。从科学立法、法治政府和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法治监督、法治社会和全民守法等多个法治维度全面实现对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保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本文立足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民产权“幻象”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自我强化功能,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方面所发挥的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弱化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冲击,但组织化程度提高并未能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3)对人口规模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的村庄,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而言,改革却会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结论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在产权细碎化情境下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政策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程、效应与演化:2002—2022年

集体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集体林区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举措之一。2002—2022年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可划分为2002—2011年和2012—2022年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区别的阶段:前一个阶段以集体林确权和推行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后一个阶段以鼓励集体林权流转以实现规模经济为特征。在构建多元主体互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8 855个跟踪农户样本和351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样本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效应与演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决定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启动时机和核心措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政府精心设计和集体林经营主体自发适应相互作用的制度变迁;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的不协同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政府政策制度、市场等动态演化步调不吻合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的动因。应强化制度的系统性和集成性,协同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实现政府目标和集体林经营主体目标的耦合与协同,促进集体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中的产权制度改革风险防范化解研究——以安徽省S社区“三变”改革为例

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理论两个方面阐释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实际改革中存在制度程序、市场经营和社会管理三类风险,应进一步健全股份评估、准入退出和耕地保护等机制,完善市场经营主体的选优和培优环节,优化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架构并突显农民主体性,以期完善农村“三变”改革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权设置与管理的难点及其破解

股权设置和管理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设置是各方公平分配利益的前提,股权管理则体现了股权权能的实现。就股权设置而言,设置的种类有个人股和集体股,个人股的设置呈现多样化。设置的比例包括个人股与集体股的比例和个人股的内部比例,实践中,这两种比例均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就股权管理而言,动态管理、静态管理和动静结合是主要的实践样态。个人股如何科学配置,集体股的存与废,按人抑或按户确权,采用动态管理还是静态管理历来备受争议。研究结果表明:因劳龄股的配置体现了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贡献,有利于实现公平分配,在股权设置中应作为主要考量因素;集体股产权模糊,原则上不设置集体股,以集体公积公益金取而代之;以户为股权确权单位契合农村的特质;基于静态管理的优越性,静态管理宜为产权改革的未来方向。

“嵌入”与“脱嵌”:新时代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道路

集体产权制度是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我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内容。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大力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调实行“三权分置”、明晰产权、完善权能,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探索集体资源有序流动和集体经济新型实现形式。新时代的集体产权改革是进一步完善集体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一方面将集体产权“嵌入”个体、社区、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和集体的权益,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农民市民化,逐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同权同价以及构建跨社区的集体股份合作制,使农民、集体资源、资产及集体经济组织得以跨越和“脱嵌”过去小社区的地域性、社会性的局限,在更大范围进行市场化有序配置和流动,壮大集体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嵌入”与“脱嵌”的双重逻辑将保障农民和集体权益与要素的市场流动结合起来,是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创新。

自治行政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的乡村治理趋势——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近30多年的集体产权改革重塑了乡村治理。研究发现,在乡镇与村庄不同治理能力、治理资源作用下,乡村治理不是静态格局,在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工作以及乡、村使用的变通策略、调适行为而动态调整。珠江三角洲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导入规范化、城市管理体制,造成基层治理行政化、格式化,行政村“小政府”化后果,村民自治逐渐丧失弹性机制,乡镇和行政村的治理能力双层弱化。在土地开发利益急增影响下,被产权改革高度组织起来的基层利益群体,影响了乡村治理关系的具体实践形态。

新时代乡村振兴下农村“三变”改革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为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下农村“三变”改革的情况,以合肥市典型的“三变”改革村社为研究对象,借助问卷调查法,对农村“三变”改革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通过改革,有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唤醒农村经济活力,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然而,在实际改革中仍存在农民股权意识薄弱、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和农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提出通过宣传教育来唤醒农民意识、通过制度建设来健全制度体系以及完善市场培育机制三个方面来提升市场活力的建议,以期推动农村“三变”改革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