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地狱巡游”故事母题的形成及其文化意蕴

中国古来有“冥界”说,而无“地狱”说。佛教地狱观念与中国传统冥界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佛教地狱观念中的道德审判、罪恶惩罚的观念。地狱信仰与中国家庭宗教、祖先崇拜相结合,是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六朝志怪小说中大量反映地狱观念的“入冥”故事,是在佛教地狱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最集中地收录“入冥”故事的《冥祥记》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佛教地狱观念为中国冥界思想增添的新内容,以及佛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轨迹。

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以义利观为核心，系统考察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及其逻辑发展过程。先秦儒家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围绕着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群体发展与个体存在、理性要求与感性欲望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注重道义原则、注重群体发展、重视理性要求的传统，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既有其理论贡献，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失。客观地评价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对于我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价值转换和价值体系重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宋明“天理观”的法理学释义——历史目的论的视角

先秦以来,"天"一直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词,它沿着"天谴""天理""公理"的发展路径主宰着中国社会。宋明时期的"天理观"重塑了天的内涵,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然而历史的目的不外乎"经世致用"和"自我认知",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文章以历史目的论为视角,探索性地分析"天理"与道德、自然法、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系统的展示"天理"对宋明法律的思想、规范及价值的影响。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启示

以先秦儒家“义利观”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经营思想 ,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体系和矫正企业经营伦理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历史与道德:马克思公正思想的双重语境

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存在历史与道德双重语境。在历史语境中,马克思对公正及公正观进行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本体论解读,即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的历史与科学视角,回答了特定社会关系下"何为公正""公正的判别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在道德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非公正的批判,构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公正社会形态。对马克思公正思想的审视,不能简单地割裂历史与道德在马克思文本中的界限,应充分体现整体性原则,将两者融合,在历史分析与道德重塑的双重结构中彰显马克思公正思想的理论张力。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转型

中国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涵及德育价值

正确看待义利关系,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主义义利观,必须坚持由利生义,明确公利与私利的界限;坚持义利统一,明确义与利的内在关联;坚持以义制利,义是利的底线。并以大学生诚信教育为切入点,分析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德育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够激发受教育主体的诚信认知动机、构建主体的诚信行为方式和健全主体的诚信人格。

“正义德性”的时代流变考察及德育重建

现代道德教育延续了古代的道德教育,将《中庸》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演变为现代的德行与修身合一,知与行统一,而后言教而上升为身教。而正义在古代的道德教育中占核心地位,在修身中体现在个人品质一栏中,这一精神导向也延续到现代德性教育中,随着体制与社会进程的改变,原本所推崇的正义德性建设在社交人际和利益观中丧失原本的价值,面临随时代进步觉醒而重建的局面。现代道德教育中,正义德性建设不仅应当保持古代德性教育中优秀品质,并且应当学习西方将正义德性建设放置于社会发展的理想性准则中,上升大至整个社会关系是非、善恶和美丑态度的理性反思,小至日常生活行为中。

试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现代意蕴

君子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道德理想和政治使命,理性精神无疑也是其重要的内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是体现了君子人格中道德理想与生活理性的统一。君子在对待财富、获取财富和支配财富上,都以道义原则一以贯之,但又不失理性精神。这种义利兼顾、道义优先的理性财富观为当下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提供了可以普遍效仿的基本价值规范,对于纠正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道德失范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义利”论及对后世之影响

董仲舒坚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他提出要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认为义利两有,应重义轻利,以义节利。董仲舒以"三纲"代替"德"成为法律价值标准,并强调"正礼义"治民以安社稷。董仲舒义利观对社会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丑陋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当代学校德育过程中道德性养成的问题思考

个体的道德性养成是学校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但针对道德性概念的现代性理解与阐述却陷入了被大部分社会哲学家看作现代社会作为重要的社会哲学理论之一的物象化问题。据此,在道德教育中什么被创生,又有什么被埋没了呢?在此通过对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红林伸幸教授的学术论文《物象化理性与道德性问题》的研究,以期能为与"道德性""自律"相关的道德教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圆心"而展开的,使其与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相融合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质,它的现代转型必须围绕其"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而展开,坚持德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原则。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其建构生成的原生态土壤。

德谟克利特义利观探析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伦理思想代表的是典型的幸福论,在谋求幸福生活中面对道义和功利的均衡问题上他提出过许多论见。德谟克利特通过对当时社会时代环境的反思与自然人性灵魂的思考,展开他对义利关系的辨析,其中就蕴含着德谟克利特义利观的价值取向。研究德谟克利特义利观,把握它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可贵性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