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抑制还是增强?

从2014年开始试点实施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旨在深化高中素质教育,重塑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业经历,以期实现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在升入高等院校之后,这些经历过首轮新高考改革的学生在入学后的学业适应状况如何?其新生阶段学业表现及专业兴趣是否优于尚处于传统高考模式之下的其他区域的升学者?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探究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效应,评估新高考改革的政策成效。我们研究发现,受走班制、选考制等对学生高中学业基础的影响,新高考改革使得大学新生的学业表现略有下滑。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生涯规划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强化,新高考改革显著提升了大学新生对就读专业的兴趣。此外,新高考改革对大学新生学业适应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来自教育资源薄弱区域的大学新生而言,其学业适应下滑更为明显。

过程评价:高考改革和高中课程改革的共同探索——兼论高中学考、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评价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途径

过程评价是新一轮高考改革具有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它与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选拔构成了高考改革的完整体系。过程评价也是高中课改的重要内容。过程评价在高考改革中既体现为高中学考、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也体现为部分科目一年中为每个考生提供多次选择机会。过程评价为高校招生解决"一考定终身"的老大难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与途径。

高考新政下等级性考试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本文对高考新政下的等级性考试的属性问题、等级描述的水平标准问题、等级性考试试卷结构和题型设计问题、等级性考试试题难度设计问题,以及等级性考试分层评分问题进行讨论,希冀对合理编制等级性考试试题、实现其功能价值有所启示。

高中学业准备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中学业准备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业状况的体现,既直接反映高中教育质量,又关乎高等教育质量和大学生学业成功。为探究高中学业准备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对10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统计、差异性分析、回归分析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高中学业准备对大学生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存在明显的高中学校类型差异;高中学业准备中的规范意识投入最多,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自主提升维度则因高中学校类型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最显著。研究建议:关注学生全面发展,重塑学生学习观;加大投入,丰富高中生的学业准备度;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探索融合育人新模式。

高中文理合流能否促进大学学业表现?——来自高考综合改革的实证证据

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有序推进,高中文理区隔培养体系得以有效突破,学生获得跨文理课程学习的制度空间。这深刻改变了大学升学者的知识结构与学科视野。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全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高中文理合流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在高考综合改革引导下,学生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得以有效扩充,初步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全面培育。然而遗憾的是,高中文理合流未能显著改善学生大学学业表现,甚至在人文社科类专业及高选拔性院校学生群体中,呈现为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究其原因,高中教学改革的滞后限制了学生跨文理知识整合与调用能力的培育,高影响力科目的弃选现象也增加了学生知识结构缺失的风险。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改革

1941年,为适应战时社会需要,加速培养人才,以及改革国立校院实施统一招生带来的种种弊端,教育部废止了国立院校统一招生办法,要求各国立院校在实施数校联合招考的同时探讨自主招生的方法。1943年,浙江大学在实施联合招考的同时,进行科学的调研,借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八年研究”的经验,正式实施通过中学成绩审查办法招收新生,扩充选拔优秀学生的渠道,提升大学生源质量,以后又不断改进。中学成绩审查招生办法的实施不仅扩充了优秀人才的选拔类型、范围和途径,构建了科学的人才选拔评价系统,实现了中学与大学人才培养的有机衔接,也为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以K大学学生学业表现为例

以K大学2005-2009年连续5年的学生数据为例,从中学毕业生在大学的后续发展角度对超级中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K大学五年在全国2082所生源中学中可以标识出84所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平均占有本省K大录取计划的14.4%,是省内平均占比的9.4倍,其中占比最低的为省平均的4倍,最高竟达22.8倍。五年间超级中学占K大录取人数比例逐步由2005年的35.4%提高到2009年43.8%。在高考和自主招生两大录取机制下,K大录取名额向超级中学集中的情况持续加剧,各省中学间的均衡逐渐被破坏。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中,农村户籍比例远低于一般中学。另一方面,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性别、户籍类型和录取类型相同的学生中,超级中学毕业生的学业表现与一般中学相比并未显示出明显优势。超级中学确实在应试以外的学习能力培养方面不够超级,其教育本身并未给其学生增添更多潜质。一流大学入学机会过度集中在超级中学,在损害各省高中发展生态均衡同时,也未能提高大学人才选拔效率。

高考分数和高中排名在招生中的甄别价值——基于招生倾斜政策的视角

招生倾斜政策使用降分的方式录取边远省份、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被指责为对择优录取原则的背离。基于X大学的学生学业记录和调研数据,分析验证了高中排名是更有效且更公平的优秀标准,为招生倾斜政策注重高中成绩的做法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一,重点大学在实施倾斜政策时似乎无意中使用了高考分数和高中排名两个"择优录取"的标准,高考分数有所放松的学生高中排名优秀。第二,高中排名对于大学表现有着更好的预测力,预测力更大而且随年级上升而增强。高考分数相当程度反映了学生的基础教育地区性差异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差异,而高中排名的内涵更独立于资源优势因此更为公平。第三,在继续实施招生倾斜政策时,为保证招生目标的实现,提高高考分数并不可行,而且仅关注提高高考分数对于促进大学学业表现而言也相对低效。适当放松高考分数而注重高中排名不仅是倾斜政策实施的现实选择也是更好的选择。

从新机制看高考改革的重心变化——兼评上海的高考改革方案

当前,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新机制下的高考改革需要同时从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两个方面作重点突破。在这方面,上海的高考改革过去有过成功的经验,今天的设想也有创新之处。本文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历史与现状、高考改革重心变化的依据、上海实施高考改革方案的优势和完善上海方案的一点提醒等四个方面作出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