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诉分合之辩

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是刑事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捕诉关系有“分立”和“一体”两种工作机制。建国70余年来,捕诉关系“四合二分”,呈现出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情势。本轮检察机构改革中,捕诉关系分合论争激烈。捕诉分合之争本质上是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在检察机关内部权属分配问题,并未改变各自权力属性。“捕诉一体”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效率价值需求强烈背景下的办案机制供给侧改革,是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目的实现路径变化背景下的办案机制调整,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模式多样形态转变背景下的工作机制选择。

检察改革视域下捕诉合一的未来展望

当前,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检察机关如何在新时代谋划新发展,继续深化检察改革,不仅关乎整个检察系统的命运,也关乎我国法治道路的健康顺利运行。而以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实行捕诉合一的改革,可以实现检察机关科学合理的内在机构配置,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刑事检察权内部监督新论

本轮的“捕诉一体”改革,恰逢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及检察体制改革多重叠加的时代背景,具有强大的现实依据。要实现案件质量、办案效率、主体责任的有机统一,在办案效率提高、检察官权力进一步集中的同时,强化内部监督必不可少。在强调司法化的程序性监督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分案规则,制定相对明晰的检察官权力清单,规范个案流程监控,研判刑事检察业务和办案数据,完善案件评查督察以实现评鉴结果的刚性,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立体式内部监督格局。

“捕诉合一”背景下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的完善与建构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整体性变革。在推行“捕诉合一”的背景下,完善与建构诉讼化审查逮捕程序,对于防范审查逮捕职能弱化、助力“捕诉合一”改革顺利施行大有裨益。完善听取意见程序,需实现讯问犯罪嫌疑人全面化与实质化、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主动化、审查逮捕证明机制化;建构听证程序,应彰显审查范围适度、审查主体与决定主体同一、侦辩双方对庭论辩、权利救济与制度保障完备的设计合理性。当下,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中应以听取意见程序为主导程序、听证程序为必要的辅助程序。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检察机关捕诉分合问题论析

检察机关的批捕部门与起诉部门应当合一还是分立,目前学界对此讨论比较多。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看,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功能与起诉功能均属于法律维护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权与起诉权均属于司法权的内容,并无质的区别。如何在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立之间进行选择,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两种模式对审查批捕功能的发挥、权利的保障与职能的专业化的影响。综合权衡,应然的选择是捕诉分立模式。在捕诉合一模式下,应当通过建立有效的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确立合理的检察官考核机制,以及设置合理的工作流程等措施,确保审查批捕功能的发挥。

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批捕权的配置——兼论学术研究中的泛人道化倾向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权存在争议,解决的途径不是将其移交给人民法院,而是明确批捕的程序,通过程序公开来确保批捕权的不滥用,同时,适时修订法律,提高逮捕的标准也是解决的措施之一。在此过程中,理论研究上的泛人道化倾向值得商榷,理论研究也应当沟通司法实践。

"捕诉合一"办案模式对辩护权的影响与出路

回顾我国捕诉关系的历史发展,批捕权与公诉权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从1979年二者由刑事检察厅统一行使,到1996年分别行使,再到2018年“捕诉合一”重回检察机关办案舞台,这不只是检察机关办案模式“开倒车”,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势必会对辩护制度产生一定影响。在“捕诉合一”模式已成大势所趋之下,通过赋予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进行审查逮捕阶段听证制度改革等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有利于做到趋利避害,从而更好的发挥“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优势。

少捕慎诉原则化构建研究

少捕慎诉最开始作为一项办案政策由检察机关在未成年案件中提出,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特征。少捕慎诉作为一项原则是捕诉一体改革的必要措施,是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的必然选择,与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相契合。少捕主体因逮捕权的分散具有多样性,但少捕慎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体应确定为检察机关。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引力从而扩大少捕慎诉原则适用的角度,将适用范围确定为认罪认罚案件具有合理性。认罪认罚案件中贯彻少捕慎诉原则与检察权司法化存在张力,制度设计上应当将少捕慎诉纳入控辩协商的范围,以此保障少捕慎诉原则发挥实质效力。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平衡:捕诉一体模式下审前辩护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捕诉一体改革成为当前司法改革中的热点话题。从表面上看,捕诉一体模式仅涉及检察机关内部职能的调整,与审前辩护关联不大;但实质上,它却与审前阶段诉讼格局的重整、逮捕权与起诉权的运行息息相关,这必将会对审前辩护产生影响。捕诉一体模式存在控辩失衡的潜在风险,它不仅没有改善现有控辩关系情况,反而强化了公权力的行使,使得本就保障不足的辩方权利更是雪上加霜。其具体表现为审前阶段辩护权保障的缺失、逮捕中立性弱化、起诉辩护流于形式等问题。为实现审前阶段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平衡,应保障审前阶段辩护律师权利,强化逮捕的中立性,缓解批捕追诉化现象。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逮捕全面化审查机制的改革初探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审查逮捕这一刑事案件中的重要环节也开始逐步推行探索改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也开始进行逮捕全面化审查的试点。"捕诉合一"的大背景下为推行审查逮捕阶段的全面化审查改革带来契机,传统"捕诉分离"模式下,审查逮捕存在行政化、工作效率不高以及侦查监督不力的问题,全面化审查逮捕将对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审查,探索诉讼化的审查逮捕,构建三方主体,同时明确检查引导侦查,加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保证案件侦查的质量,也避免不必要的羁押,促进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检警关系视角下的检察机关“捕诉合一”

司法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越来越突出,在监察改革的重要节点,检察机关推进“捕诉合一”不仅是检察机关办案模式的创新,也对检警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检警关系中,检察对侦查的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的重要依托,可直接影响诉讼目的实现和诉讼结构的构建。以检警关系为视角探究“捕诉合一”,既是回应理论质疑、优化路径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捕诉合一”改革对刑事辩护的影响及对策

“捕诉合一”是检察机关对内设机构的调整,其与“捕诉分离”各有利弊,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属于检察权内部的权限分工,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并无二致。“捕诉合一”模式对于辩护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审查批捕阶段律师辩护的重要性增加、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的效果削弱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律师辩护的难度加大。因此,该模式下更应重视对辩护权的保障,如赋予辩护律师在逮捕程序中的知情权、阅卷权及完善逮捕听证制度。

捕诉合一:新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与完善路径探讨

在推行捕诉合一过程中,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一些质疑,但都不足以成为反对实行捕诉合一改革的理由,捕诉合一的改革势在必行。捕诉合一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监察体制改革以及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应运而生,既能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又契合人权保障理念,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当然,捕诉合一的改革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形成监督制约机制,且通过设立救济机制、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奉行少捕慎捕理念以及建立审查逮捕诉讼化构造等,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覆冰情况下10kV带间隙氧化锌避雷器工频续流特性研究

搭建了"工频—冲击"联合加压试验平台,模拟外间隙避雷器在交流运行条件下遭受雷击的工况,对盘型和针型两种结构的10kV带间隙避雷器进行了试验研究,获得了不同覆冰程度下的避雷器工频续流闪络特性。试验结果表明在"工频—冲击"联合加压作用下,冲击电弧沿避雷器间隙击穿;在清洁条件下,工频续流电流可以忽略不计,随着覆冰厚度的不断上升,工频续流幅值与持续时间不断增加,且续流电流主要沿续流电弧与避雷器表面流过试品;在30 mm厚度的重度覆冰条件下,两种试品均可以在工频电流过零时有效熄灭续流电弧。

捕诉模式的博弈分析

捕诉合一不仅破坏了传统诉讼阶段划分中检察机关检测侦查工作的效果,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达到赞成者所说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改革目的。捕诉合一提高诉讼效率是源于检察官提前介入侦查而不是批捕权与公诉权的整合,而同一个检察官同时介入侦查与公诉有碍案件侦破效率的提升。通过博弈分析可以发现,捕诉合一的改革使得拥有案件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隐藏信息,使得案件的诉讼效率降低、正义迟到。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捕诉关系的辩证思考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究竟应当分离还是合一,这不只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职权配置之争,更关乎检察制度的发展和法治正义的实现,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抉择。捕诉合一确实具有超越于捕诉分离的一些功利性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获得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对此,应当在实体上强化对逮捕的指引,在程序上,为逮捕设计合议办案与权利救济机制。

论捕诉一体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引出检察机关把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合为一体的改革思路。这种改革涉及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与公诉权在内部的重新配置,以及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变化。逮捕权与公诉权由同一个主体行使,并没有改变诉讼程序,没有减少诉讼环节,因而也没有违背这两种权力应当分别行使的原理,反而更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更有利于对人权的保障,更有利于整合检察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问题在于,捕诉一体之后,应当坚持捕诉一体的理念,机构调整与职能整合并进;按照捕诉一体的要求,改革办案模式;遵循捕诉一体的规律,改革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便保障捕诉一体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