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前羁押实证研究报告——基于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

诉前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两个基层检察院2017~2021年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的统计分析发现,羁押类强制措施的适用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尤其逮捕适用率呈现稳定、持续下降态势。诉前羁押措施的适用,无论是刑事拘留、捕后侦查羁押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均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且总体上存在羁押率高、羁押期限过长、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辩护率过低、违法羁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四大问题。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协调其他政法机关,继续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适用刑事拘留、逮捕措施过程中严格遵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保障原则,力争把诉前羁押率降到合理的最低限度,把诉前羁押期限压缩至最短。

由“职能依附”到“适度分离”:我国侦查监督实践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侦查监督职能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具有较大的不同。然而,司法实践长期遵循将侦查监督职能依附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思路,极易混淆检察职能的差异性,削弱侦查监督中立性。内设机构改革将侦查监督职能与捕诉职能相融合使依附性问题更为突出。其产生的危害表现为:不同诉讼角色间冲突被激化、控辩结构的平衡性被削弱、监督活动滞后性加剧、侦查监督流于形式、监督盲区被扩大。为修补内设机构改革加剧的依附性难题,强化侦查监督职能,应借鉴地方检察机关有益试点经验,按照“适度分离”的思路对我国侦查监督职能的实践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具体可通过设置独立的侦查监督办案主体、拓宽侦查监督线索发现渠道、推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程序、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收集指引来实现侦查监督实质化。

司法审慎意识深化进程的检察实践研究

以西部地区地级城市Q市检察办案数据为样本,对1979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案件受理数、不捕率、不诉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发现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得出五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慎刑”思想应当受到重视;三是全面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条件更加成熟,应当抓紧历史机遇期加大加快推进;四是“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落到实处需要立法支持;五是应尽快搭建中西部向浙江等先进省份学习的桥梁。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及完善

在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背景下,捕诉合一的合理根据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整合、办案权限的下放以及追责机制的强化。捕诉合一的实效在于提高办案效率、强化侦查监督、保障审前辩护、减少审前羁押和强化监督制约。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定倾向性问题。对此,完善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关键在于:优化捕诉关系,进一步开展逮捕案件司法化审查,细化对侦查的引导机制,平衡检察机关的办案节奏,明确检察官依法履职的监督机制。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捕诉关系的辩证思考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究竟应当分离还是合一,这不只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职权配置之争,更关乎检察制度的发展和法治正义的实现,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抉择。捕诉合一确实具有超越于捕诉分离的一些功利性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其获得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对此,应当在实体上强化对逮捕的指引,在程序上,为逮捕设计合议办案与权利救济机制。

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的三种模式

审查批捕的功能发挥很大程度上与检察机关批捕权的配置相关。随着检察内设机构改革与地方试点探索的发展,我国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侦查监督模式为检察内部分权制约的结果,但为保障案件质量,该模式下的批捕权被用作了控制侦查的手段;捕诉合一模式则是上述分权的反向操作,通过审查批捕与公诉的集权,试图解决侦查监督模式侦查控制失灵、办案效率低下等问题;批捕独立模式更多关注逮捕必要性审查之实现,通过内部机构的单独设置,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与超然,以实现审查批捕人权保障的法治功能。通过分析其生成脉络与理论基础,可总结出一些检察机关批捕权配置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并以此得出模式选择的应然结论。

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研究

我国逮捕实践中存在的批捕率高、羁押量大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审查逮捕模式所致。审查逮捕作为一种司法性质的职能,不但应由司法机关行使,更应以司法化的方式行使。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检察机关负责审查批捕存在理论与制度上的正当性。基于此,改革的关键在于将检察机关所进行的封闭式、行政化的逮捕审查引导至诉讼化轨道,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为辩护权的行使架设平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正在推进的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域外保释听证的司法实践,亦为逮捕司法化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经验。推进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建设,应当在总结试点成效、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革新办案理念,确立检察官居中听审、侦辩两造对抗的诉讼结构,由检察官遵循客观中立的要求进行审查,并赋予被追诉人相应的救济权利,以此构建我国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