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的再教义化:民主原则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规范要求

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传统通说——“议行合一”的争论,不能脱离对宪法上民主观的理解。“议行合一”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理论中的直接民主式民主观。1982年宪法修改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将直接民主理念制度化了,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的代议民主式民主观。这体现了1982年宪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价值决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突出了民主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属性。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拘束国家权力的配置,从政治面向看,其强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主意志的直接关联,国家权力机关凭借“产生”“监督”“负责”的规范体系实现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从法律面向看,其要求立法机关垄断一般规范创制权,对重要事项立法权与决定权施行层级保留。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再到"居站分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形势下,社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现,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行政化方向和民间化方向,前者的基本思路是"街站合并重组,街道办小型化",后者的基本思路是"把社区工作站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方向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各有阻力。

议行合一与中国人大制度的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一直以来,人们把"议行合一"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混为一谈,把"议行合一"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同起来。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议行合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如若将两者混同起来,则不利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苏俄检察权的理论基础

苏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检察权在理论基础上迥然有异。苏俄"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需要建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以保障国家的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苏俄检察权追求的目标为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苏俄检察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其实质为立法权的延伸;苏俄检察权的核心作用在于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行政处罚作为政府规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手段,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规制功能。然而,当前强调依法从严的政策导向,容易造成地方立法权限的过度扩张,某些地方性法规经由取消或者提高行政处罚下限等方式,将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具体细化的法定授权予以虚置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法律位阶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整体要求。据此,在我国现行规范框架内有必要论证重述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执行性立法的权限范围,并且结合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细致地考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行使边界。坚持依法立法原则这一相对保守的规范法学思路,亦不失为一种系统且审慎的法治思维。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

论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中议行合一原则相较于三权分立而言是更加科学的政权组织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确处理了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是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成功超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65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需要紧跟人民的要求,在处理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履行监督任免职权和人大代表制度中关于代表人数合适性、人大代表专职化、代表产生的规则和程序以及意见的表达等方面自我完善、不断进步。

美国进步时代的预算法制建设

美国进步时代是一个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而推动制度变迁的时代,预算法制的建设即为其一。从20世纪初的市政预算发端,历经20余年,于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确立了行政预算模式。这是一个大型现代工业化国家探索治理模式的成功尝试。对美国预算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予以探讨,主要介绍了其预算法制建设的路径和推动力量。

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特征、成因及其限度

中国目前的立法模式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色彩。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具有行政部门塑造议程方向、行政权力"封闭"立法活动、主要利益攸关方被排除在立法环节之外、政策优位于法律等特征。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的价值根基是发展主义,形成根源是当代中国社会严重非对称的权力格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应以人权保障和宪政约束为价值依归,逐步实现向人大主导型立法模式过渡。

中国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探索——反思与选择

“议行合一”为中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的理念与建制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权基础;宪法法院制度则是未来中国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最佳的选择;宪法监督司法化的发展势头,尽管在中国面临挑战,但是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基本法之下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制衡

在香港基本法下,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是互相联系的,附件二还为立法会规定了一个独特的投票机制。除了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平衡之外,基本法第七十三条还规定了立法会对政府的其它制约。香港现时的三权制衡体制较像英式,而不等同于美式的三权分立,它与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并没有矛盾。

奕劻宪政思想论略

奕劻多年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广泛地接触到外部事物,对宪政有较深刻的理解。考察他在清末预备立宪进程中所从事的一系列宪政活动,他的宪政思想体现为:从速立宪思想、三权分立宪政思想和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性思想。

“议行合一”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决策与执行模式

“议行合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体制的组织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实际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离”。分析偏离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可以为中国政治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

洛克论权力制衡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问题。人民(人民共同体)、立法权、执行权(包括对外权)三者之间,既有权力高低之分,又是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各种权力分开并相互制衡,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目的和各项基本原则得以实现。洛克权力制衡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对洛克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一种考察

在洛克和孟德斯鸠以后,"三权分立"学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仍然存在着对这一学说的某些根本误解。事实上,"三权分立"决不是把国家的主权分成三个互相独立的部分,因为在国家主权中"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另外,"三权分立"原则也体现了某种古典的"节制"美德,而它背后所包含的那些"实践智慧"也值得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论美国司法审查对权力制约的价值

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的国家。自1803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美国司法审查制正式确立。该制在有效地制约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维持国家权力均衡状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世界各国宪政及权力监督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洛克论权力制衡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问题。人民(人民共同体)、立法权、执行权(包括对外权) 三者之间,既有权力高低之分,又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各种权力分开并相互制衡,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目的和各项基本原则得以实现。洛克权力制衡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