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bining the Rule of Law with the Rule of Morality——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Virtue

Key points:Throughout the ages,rule of law has been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governing a state.However,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ointed out,it is not enough to govern a state by the rule of law

Women’s Councils: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women’s councils are an innovation advocated by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anagement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They are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law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nd are a model of"the combination of autonomy,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The women’s councils have aroused the enthusiasm of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stimulated their autonomous vitality and creativity,and help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omen’s lack of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in decision-making.The process of deliberation is also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awareness of rights,rules,consultation ability,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even thinking about the rule of law.The women’s councils not only help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promote women’s development,but also has unique value in enriching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developing grassroots mass autonomy,building a society ruled by law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we should therefore fully affirm,support and perfect the women’s councils so as to make it long-term,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凝练和现实表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关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彰显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文化自觉,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方向指引;通过树牢法律信仰、型构法律原则和融入法律规则,弘扬国家与民族的整体价值导向、概括指引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并具体设定微观的行为模式和制度指示,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法治实施的指引和推进。新时代新征程,要关注宪法核心价值观条款完善、民族工作基本法律的核心价值观融入等问题,在规律、技术与价值相互交融的视域下促进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路径优化。着力增强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系统性、针对性和精准性,推进入法理念的升华和入法技术的完善,在对各族人民现实生活场景的科学指引与能动改造中推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传统法学理论资源现代转换

中国百余年来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及法治政府建构,始终处在西方现代法学知识的强有力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法学强势影响下的法学知识体系在实践解释上逐渐显得捉襟见肘,在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上也暴露出了明显问题,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遂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理论上固然要妥善处理法治实践与法学知识的辩证关系,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涉及法学基本概念体系的提炼,以及法学思维方式及理论架构的优化,宜从中华传统优秀法学理论资源中汲取优质理论资源,通过“第二个结合”,获得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大成果。

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以“五对关系”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立足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法文化智慧重新焕发蓬勃生命力。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元素,可以通过政治和法治(政法)、人和法治(人法)、此法和彼法(法法)、道德和法律(德法)、自然和法治(道法)五对关系的视角进行理解和把握。

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命题逻辑与实现路径

法治是现代化农村基层治理的显著特征,而当前农村基层法治建设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落实“德法合治”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主体逻辑上,“德法合治”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一种表达形式;在应用逻辑上,“德法合治”是有效协同解决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事务的基本路径;在规范逻辑上,“德法合治”要求基层村治沿着制度性规范和社会性规范相辅相成的轨道前进。在村民自治基础上不断发展“德法合治”实践,既有助于提升基层农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道德素养,同时也是有效实现由“送法下乡”促进乡村善治的可行之策。从实然层面看,农村基层治理中“德法合治”的实现思路,需要我们从观念、规范、环境、保障等四个维度加以筹划。

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天下为公”与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进路

“天下为公”作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主张国家权力的组织运行应当遵循公平、公共原则,其以要求政治上选贤举能与经济上均财共利为主要表现,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崇高愿景。而在历代治理实践中,“公天下”理想却在较大程度上与世袭的“家天下”现实互相适应结合,既对君主制度构成一定伦理规范,又受到既有体制限定,无法实现“主权在民”的理论突破。伴随近代“民权”意识兴起,“天下为公”得以完成文化重塑,推动治理观念从“德治”向“法治”转换。在此期间,源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逻辑,“天下为公”所内含的全民性和公共性特征,发挥出巨大的时代衔接与价值引领作用。

体育高职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路径刍论——以思政课教学中融入法治思想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将其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对落实体育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意义,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以切实提升体育高职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实现育人目标。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以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及其当代价值为例

要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法文化相结合。作为汉代以降两千年传统中国主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涵,荀子的治国理政学说所包含的“大一统国家观”、仁政和民本主义观、隆礼重法的国家治理方略观、“化性起伪”的人性论与人本价值观、刚直不阿且行法至坚的劲士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具有重要启示性价值。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当代价值的生成,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从礼所建构的传统等差秩序转换为现代法治塑造的平等秩序,从民本观念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从君主制礼(宪)转换为民主立宪,从而寻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荀子治国理政学说中优秀文化元素的契合,彰显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和强劲生命力。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伦理变迁的视角

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时空情境中,乡村伦理的解体与都市伦理的建构并不同步,同时空情境中都市伦理精神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乡村生活的低流动与强互动,都市生活呈现强流动与低互动特征,这决定了都市伦理的建构需要法治先行,在法治立基的前提下,推进市民道德建设。都市伦理建构中的德治与法治互动,渗透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就是普法和道德教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关注城乡伦理状况的变化与衔接,妥善处理都市伦理建构过程中的“德”“法”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时空情境中公民伦理精神的可能跃迁。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理路:理论、问题与实践

“三治融合”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乡村治理体系、结构、功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三治融合”通过协调有序的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立足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及其时代意涵,结合“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的引领功能、强化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保障、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保障、大力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助力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社会资本与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效能关系研究

推进“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三治融合”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治理主体缺位、法治推进困难、德治影响减弱等主要问题。而社会资本在促进乡村“三治融合”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在自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村民越有可能参与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且对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效的评价与期望值越高;在法治与德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法治及德治效能越显著。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中,关系网络密切程度与法治效能、德治效能的正向相关关系较强。通过界定和测量“三治融合度”,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三治”间的融合互契。

孟子性善论域内人性论争的再思考——兼论人性善恶与儒家德治及法家法治的关联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核心议题。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主要归结为五种:性无善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问题或困境。其中,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人性观,它内含着性本善与性向善两个面向。孟子的性善论不仅能回应性善论自身面临的困境及问题,还兼顾、会通了其他人性论并弥补其不足,且为人的生存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其治理依据与结果完全不同。前者以人性善为依据,主张明德慎罚,表现出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尊重;后者以人性恶为依据,主张严刑峻法。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思政法治教育研究

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核心和智慧结晶。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继承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法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和规范言行的准绳,近代法制史的历程是红色基因延续发扬的基石。法治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保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红色基因教育有其必然性和价值指导性。推进红色基因在大学生法治思想教育中的融入,需要构建以融入理念的树立、融入方式的创新、融入机制的确立的融入路径框架,助推思政法治教育与红色基因传承有机融合,从而建立红色基因引领法治教育的话语权,实现高校法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总任务,形成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崇德守法的时代新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