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指导下文艺美学的“出发”与“再出发”

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现代转换,是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的重要初衷之一,也是在美学研究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两个结合”精神的引领下,文艺美学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彰显中国古典美学重视审美经验并对其进行抽象概括的独特特点。文艺美学的“出发”,意味着这一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密切关注现实,努力诠释和重建中国古典美学中富有生命力的美学范畴。在此基础上,“再出发”的文艺美学一方面深入到文学艺术的物性媒介层面,通过对不同艺术的跨媒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把握超越具体艺术作品与艺术门类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将文学艺术视为表意实践活动,从汉语的民族特性的角度揭示文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进一步推动“汉语文学”“汉语诗学”“汉语美学”等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根本方法,要贯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六个坚持”创新方法,还需要把根本方法和创新方法融合起来,转化为可以操作、运用的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传承与创新、批判与建构、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方法的创新运用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

革命文化生成的三维阐释

在中华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变中,革命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革命文化何以生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依据,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阐释。革命文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文化渊源和实践基础。从理论维度来看,中国近代伊始各种变革社会的理论在经过历史的辨析检验之后,时代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从而奠定了革命文化生成的理论之源,而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革命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从文化维度来看,革命文化的生成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近代出现的各种文化变革思想的基础上,注入红色元素并加以升华而实现的。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变革社会的尝试为新的革命实践和文化思想的产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对敌斗争为革命文化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则确保了革命文化发展正确的价值指向。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理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如果仅仅关注理论视域的辨析,而忽略厘清实践理路,将极大影响“第二个结合”的成效。因此,“第二个结合”的推进既要着眼于理论层面,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契合点和矛盾点,弄清楚二者结合应遵循的原则和产生的理论形态,也要立足于实践层面,从主体锻造、方法论选择、表达呈现、现实趋向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从而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继承与创新:“第二个结合”的三重向度探赜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可以从理论、价值、发展三大向度来阐释。就理论向度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论特质共融、理论成果共建、理论追求共通等三方面高度契合。就价值向度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培根铸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启润人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开辟道路。就发展向度看,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要站位人民主体,增强“第二个结合”的实效性;要立足中国实践,确保“第二个结合”的价值导向;要树立大历史观,拓展“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深度与创新空间。

生活实践场域下“第二个结合”的哲学依据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推进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内核之一。从二者的思想特质来看,对于人们经验中的、感性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构成了它们致思的前提与基础,并由此打开对生活实践的优先关注。也正是因此,马克思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人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秉持着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以实践范式作为其精神布展的基础;同时均面向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并且主要在此领域展开其思想之翼;最终的目的都是试图为现实中的人与人类社会找到可持续且不断自我超越的发展途径。因此,从生活实践维度认识“第二个结合”,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打开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思路。

主体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主要包括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和领袖四个部分,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实践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主体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论,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经验。"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是结合的基点,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结合的关键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结合的切入点,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的终结点。

论李大钊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领导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思想家。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危局,李大钊率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倡导新文化运动,组织五四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引领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与价值重塑,开拓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段思想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开端。

执政历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回顾与思考

从五十多年执政的历程 ,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联系方面的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原则 。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而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是当代中国智慧的迸发。回顾与总结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的百年奋斗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科学性与发展性是“结合”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高度契合性为二者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旗帜鲜明、初心不忘;必须立足新的时代,点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明灯;必须以自信从容的姿态和包容并济的胸怀,加强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主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之中,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特定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先后经历了战争实践、建设实践和科学建设实践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经历了由"斗争"到"发展",再到"公平"的演变过程。实践与主题之间的对应不是一对一、同时发生的,而是错落有致、或前或后的对应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

“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的提升与拓展,是“一个结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且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一以贯之,同时,“一个结合”理论命题还蕴含了“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使文化明确进入“结合”的视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