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原史群体传史方式及史著文体的演变

上古时期,原史群体经历由巫而史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传史职能不断加强。考察这一时期的传史方式,它经历如下的转变:由口传史向书写历史的转变,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由记注到撰述的转变。这些转变促使史著的文体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体貌特征。

论刘知几《史通》纪传体的生成观念

刘知几及《史通》对纪传体分析是比较特殊的,这对于把握纪传体的生成来说很有启发意义。他将唐前史传文体分为"六家",并根据先秦史官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之分析,指出《春秋》《尚书》属于言事分立的产物,《左传》则属于言事相兼的产物,因此《左传》具有阐释《春秋》的作用。依据这些认识,他认为本纪相当于《春秋》,即采取编年的形式,通篇只叙述天子的事情,并且只采录大事,至于事件的详细过程则放在列传中叙述。世家叙述的对象是诸侯,由于诸侯的地位低于天子,故采用"世家"这个名称;不过在书写体例上世家与本纪没有明显差异,也采取编年的形式。整体上,本纪体式如《春秋》,列传则叙述大臣的言论行为,其体式如《左传》,列传从而具有解释本纪的功能。

楮墨实录书史事 笔锋托愤抒胸臆——《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组合

文章以《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组合为突破口,阐述了实录精神、托愤精神的远源和在史文中的凸显,进一步挖掘二者之间相悖的二元性关系,从而揭示《史记》中所蕴含的这种文化悖论本身的深刻性、美感魅力以及难解的文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