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演变(1932—1936)

面对法西斯主义日益严峻的威胁,共产国际适时调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策略,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索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1932年下半年起,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倡导在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提出联合广泛社会力量抗日的主张。二是对苏区的军事、统战政策进行反思,进一步主张联合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一切军事及社会力量。三是基于对国内外社会形势的观察,主持《八一宣言》的起草及修改工作,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的同时正式公布发挥了一定作用。四是王明及中共代表团主持的宣传联络工作,旨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制造逼蒋抗日声势,为此后国共合作做了一定准备。

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新考

关于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的真实身份,学界曾提出彭湃、瞿秋白及任弼时三种说法,各有依据,却又均存在史实漏洞,难以自圆其说。经考诸中外相关档案史料,在分析目前主流的“任弼时说”也难以成立基础上,本文提出“彭荣”身份的新说法,推证“彭荣”应为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代理书记、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的任旭(任昭明)。

一九三八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贡献考察

政治路线选择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与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策略方面产生分歧。为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团结抗战、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反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任弼时受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以两个政治报告的形式,向共产国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统一战线、八路军任务、党的建设等若干现实问题。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直接作用,就是争取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及其成果,是继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由全面抗战前的苏维埃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后续节点。

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对华革命工作机构沿革(1917年11月至1922年)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就开始着手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工作。为领导对华革命工作,苏俄及共产国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彼此间缺乏相互配合,有时甚至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有关工作的推进。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及其对华事务关系探析(1928-1930)

为解决苏联缺乏马列主义汉学家的紧急问题,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8年在其体系内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院,专门从事马列主义汉学研究。该院的成立始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其研究内容、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与共产国际紧密相连,迅速成为联共(布)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重要的咨询单位。在与共产国际的互动中,中国问题研究院通过翻译文章的刊发和直接撰写相关文件等方式对共产国际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通过吸纳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参与报告和研讨会,并提供学术研究资源,该院在非决策事务中也对共产国际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试图与学术研究机构合作,以指导中国革命问题,这一积极尝试在学术领域留下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由于受制于政治要求的限制,其对共产国际学术性质的帮助并未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联的关系研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简称“中共代表团”)与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的关系,因不同阶段、各种矛盾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错综复杂。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渐参与东北地区的事务。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先后给东北党组织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联的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北抗联的干部培养、伤员救治、提供资讯和国际宣传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团远在莫斯科,不能完全掌握东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在后期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的《吉特信》《中代信》及《新政治路线信》等文件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主张,再加上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后未能在东北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关,致使东北抗联后期各项争论、分歧悬置,给东北抗联后期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总而言之,中共代表团对东北抗联的指导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但主要是积极的。

“东方革命转向”:在伊尔库茨克“发生”中国革命

伊尔库茨克位于西伯利亚中央和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是典型意义上的具象“公共空间”,并且具有较为明显的抽象“空间政治”的特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东方革命浪潮之中,这个城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革命司令部”作用。这一城市与周边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特殊策源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前导式的准备和发动。

组织的调适: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四川党组织的社会构成与党员发展研究(1927—1935)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形成了以实现领导机关工人化,重点发展工人阶级党员,并联系农民同盟军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在四川省的落实中,六届四中全会之前,支部以上各级组织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基层支部则以农民干部为主。在党员发展上,农民党员和士兵党员的数量发展迅速,相比之下,工人党员的发展十分缓慢。党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致使四川党的系统和党员受到重大损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贯彻“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方针。通过中央巡视员的督促和省委委派等方式,四川各级党组织中工农成分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党员恢复收效甚微,相比第二次“左”倾路线后的统计,甚至有所下降。

“川”“陕”之间: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陕南的政治功能定位

从实际控制范围来看,川陕苏区呈现“川”多“陕”微的显著特点。陕南位于秦巴山区腹地,连接川陕鄂甘四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其与西安有险峻的秦岭相隔,陕西省委指导陕南党多有不便,曾数次建议中共中央将陕南划归川陕省委管辖。红四方面军入陕南后,发现该地不适宜建立根据地,仅将其作为川陕苏区北面的战略缓冲区域,对于接管陕南党组织并无积极性。川陕苏区建立后,陕南地区成为共产国际计划发动西北革命并打通苏联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分析陕南地区在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可以发现,该地区从传统时代武装割据的“宠儿”到近代战争模式下根据地开辟的“弃婴”的变化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战争模式调整对于地域山川形势要求的全新塑造。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 ,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的富农策略

在土地革命和农民革命中,正确的富农政策直接关系到巩固地团结中农,更好地消灭军阀地主豪绅反动势力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共六大制定了正确的富农策略,并为农民运动实践所证明。但是,随着苏共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公开化,共产国际为了清除布哈林错误对中共的影响,公然批评六大决议存在许多不正确不完善之处以及中共在贯彻过程中犯有严重的错误,强迫中共修正农民问题的策略路线。中共领导人曾经竭力反对,最后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坚决反对富农的指示,"修正"了六大制定的富农策略。

川陕苏区史研究三题

目前学界对于川陕苏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苏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军事化特征与干部培养问题等,相关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始终予以关注,并力图施加影响;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苏区各级政权运作呈现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即始终以服务前线为主要目的,大部分工作都主要是供给军队;在干部培养方面,苏区始终面临严重的干部匮乏问题,但因时局所限,难以持续有效地培养本地干部,在军事优先原则下,各级党团组织发展受限,且往往优先供给军队,无法向政权持续输送干部。但这种军事化特征明显的苏区政权,以其在资源汲取方面的高效工作方式,却为红军此后的长征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彰显与隐约——第一、第二国际的妇女政策对共产国际及早期中共的影响

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到1919年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55年间,遍布着妇女及其议题的彰显与隐约之争:从第一国际中妇女的沉默与缺席,到第二国际中妇女努力争取妇女议题的彰显,历经两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争取到的妇女彰显到共产国际时,在列宁、蔡特金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成为制度,阶级化、政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使妇女不能再被轻易地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抹去,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后发"优势,使党从一开始就制定妇女决议案、建立妇女部,为妇女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党对于"妇女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担心和提防,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妇女在彰显与隐约之间不时徘徊。

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关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地址的考证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但我们长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建党活动空间,这就是长治路177号。这里曾是上海同仁医院的发祥地。但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所在地。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曾是该报记者兼编辑,他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故这里也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陈独秀、杨明斋、袁振英等曾在此与维经斯基会面和工作。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研究中国学、中共学在世界上成为了热点。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革命的奇迹、建设的奇迹、开放的奇迹。要想破解中国故事的密码,需要研究中共党史,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恰恰是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的关鍵节点。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放在国际关系的宏观视域中,梳理共产国际的内在机制,阐释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史及其在共产国际的作用,寻找支撐中国共产党走向辉煌的重要变量,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借鉴。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 192 7年 4月 2 7日至 5月 9日。几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 ,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 :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五大有明显的缺陷 ,但不能全盘否定 ;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 ,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共产国际为什么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 ,这是一个共识 ,但共产国际为何过高估计中国国民党 ?共产国际因过高估计国民党对中国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界深入探讨的不多。本文对共产国际信任国民党的理由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并指出了对国民党信任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