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孔子诞辰纪念近代转型及困境

帝制时期,民间社会即有纪念孔子诞辰的传统,但其社会关注度与普及度颇为有限。入民国后,基于因袭传统和迎合近代社会变革的双重考量,孔子诞辰纪念被作为祀孔折中之法逐渐普及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其纪念群体、纪念仪式、纪念日期各方面逐渐向近代化转型。然而,因官方政策的频繁变动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孔子诞辰纪念在各地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混乱样态,1920年代后更因时局纷扰而走向衰微。孔子诞辰纪念的近代转型及其困境不仅反映出彼时中央政府政治权威的限度与效度,更印证了民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际“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命运归宿。

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

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传承,便是血缘性的传承,所谓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妇,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指此。殷周以后,血缘成形为宗法制度,所蔚成之氏族、宗族、宗庙、祖庙、太庙等,都是以血缘性为基础的传承,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一条重要的主轴。另一条重要的主轴,形成较晚,从孔子开始。孔子被后世称之为素王、宣尼公、文宣王、尼父、大成至圣、先师,不论为公、为王、为圣、为师,为殷汤后、为文化垂统之征,都是指其在文化的周道既衰中,将文化的精义在授徒中传递下来,因而开启了一种中国式的非血缘性文化垂传授受之传统。而师生的传递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传承,师生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化中文化性、精神性的一种特殊性格与结构。没有这种师生的学习与传授,中国文化便不会绵绵不绝、源远与流长。祖先与子孙,是血缘性的;而文化传递,却是师生的、非血缘性的。

祭孔释奠“改制”思想研究

祭孔释奠存在一个时代性问题。纵观祭孔释奠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和现代,不存在哪一个时代祭孔释奠跟前代完全相异,也不存在哪一个时代跟前代完全相同,具体包括跪拜礼、乐章和服饰等方面,体现了祭孔释奠的时代变迁。其实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其对汉武帝的上疏中便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问题。如果我们去除蒙在"改正朔,易服色"身上的种种神秘色彩,单就其思想之时代性而言,则我们现代之祭孔释奠亦是应该"改正朔,易服色"的。现代的祭孔释奠的改制应该遵循孔子"损益"的思想原则,既要强调其时代性,同时也不能完全摆脱古制,一味标新立异,从而真正做到礼乐和谐、文质彬彬。

孔子诞辰纪念中的国家与社会(1912-1927)

帝制时期,民间社会即有在孔子诞日祭祀孔子的传统.民国伊始,教育部长蔡元培以“祀孔与宗教信仰自由不合”为由提出废止春秋祀孔的动议,引发尊孔派的强烈不满.为做折中,教育部规定各学校于孔子诞日举行纪念会,随即得到各地教育界乃至政农工商各界的积极响应.但其直接套用阳历及“开会礼节自行规定”的做法导致此后孔诞纪念日期一再变动,各地纪念仪式也呈现出新旧杂糅,日期不一的混乱样态.1918年,陈焕章等提出圣诞节案得到国会和大总统批准,孔子圣诞升格为国定纪念日,全国放假一日并开庆祝会自此成为定例.1920年后,受时局扰攘,加之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孔子诞辰纪念在争议声中逐渐走向消颓.民国前期孔子诞辰纪念的兴衰沉浮,不仅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在此问题上复杂互动的社会面相,亦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后孔子儒学影响力日渐削减及其近代转型的困境.

祭孔活动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孔子以其巨大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性的“符号”,而对孔子的悼念以及祭祀活动的演变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内涵与身份认同意识。当今社会在举办祭孔这一传统活动时,应使其具体形式更加符合文化美学和社会教育学的原则,从而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文化记忆。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纾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糅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弈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浏阳国学专修馆家庭通知书探析

浏阳市博物馆收藏的纸质文物——浏阳国学专修馆家庭通知书,记载了学生张惇五的学业成绩和学费明细等内容。文章以此阐发,探析浏阳礼乐局的学生管理、教学制度情况,同时间杂叙述浏阳礼乐局与浏阳文庙祭孔仪式的发展历程,阐明唯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专业的研学中,才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浏阳文庙祭孔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