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利益问题

保险利益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提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国际货物买卖双方当事人对于作为保险标的的货物都具有保险利益。指出以"风险承担"作为买卖双方具有保险利益的界线是不妥当的,应以"实际损失承担"作为确认被保险人能否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的标准。

德国海商法的改革及评价

2013年4月25日,新修订的德国海商法正式生效。回顾历史上的历次修订情况,采取纵向比较的方法,力图展现德国海商法发展的全貌,重点论述了本次最新修订的内容。在2008年通过《鹿特丹规则》的大背景下,考察《鹿特丹规则》对本次德国海商法修订的核心内容——海上货物运输的影响。本次修订后,新法具有结构体系化、内容精简化的特征,但本次修订的内容是否能为航运实践认可尚不确定。

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收货人的界定

收货人在海运合同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交付货物这一海运合同核心内容的履行。但在关于收货人的界定上,存在立法过于简单、审判实践标准多元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从中国海运立法关于收货人的定义入手,分析收货人提取货物的权利依据及其与提单持有人的关系。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不同运输单证为类别,选取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的典型案例,梳理归纳法院识别收货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英美国家立法及国际公约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收货人界定的建议:立法上,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修改收货人定义,明确提取货物的权利依据,厘清收货人与提单持有人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应统一收货人识别标准,谨慎依据贸易合同识别收货人,注意电子提单下收货人的识别,审慎认定持有提单是否合法。

论收货人是否有必须提货的义务

结合各国国内立法、国际航运公约以及最新的《运输法草案》的相关内容,通过对贸易法上买方的拒收权、运输合同的性质以及航运实践进行分析,对运输合同下收货人是否有必须提货的义务进行了探讨。

论提单所证明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性质——兼论提单对第三人的效力

本文主张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性质 ;并认为此种定性能够符合国际贸易、航运惯例、当事人意图及现行法律规定 ,而且 ,还可以合理解释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权利和义务的根据 。

承运人责任期间之再探讨

从航运实务出发,结合实践中承运人关于责任期间所遇到的问题,依照我国《海商法》第46条关于承运人责任期间的规定,就如何保障《海商法》第46条充分适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托运人/CIF(CFR)术语下卖方对承运人的诉权

通过解释和评价英国法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托运人对承运人的诉权问题的规定,分析了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办法,对海商法有关内容的修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海运货物交付的认定标准及在中国海运实践中的运用

探讨对海运合同下货物交付的认定标准,结合实践以及相关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原理,论述各项认定标准的内涵以及适用条件,并结合认定标准,对中国实务中的存在争议的交付认定进行分析。

新《合同法》对海上货物运输的影响

在新合同法中 ,有一些货物运输方面的法规是海商法法所没有的 ,且合同法和海商法也存在一些差异 ,这些条款必定对海上货物运输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这些条款的差异和效力。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海峡两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立法之比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章的修改

通过比较海峡两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立法,对两岸立法的异同加以分析,提出我国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章的过程中,可在租船合同、运费等方面借鉴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以期完善我国《海商法》,促进两岸经贸往来。

日本振兴船舶株式会社诉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和上海奥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损害赔偿案

日本振兴船舶株式会社诉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和上海奥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损害赔偿案,是海上货物运输索赔纠纷的典型案例,涉及到承运人向实际承运人进行追偿,以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对承运人的索赔请求权的归属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基本案情,然后分析了该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接着探讨了缔约承运人要求实际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最后着重研究了托运人的诉权问题。

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受托人责任之归责原则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中表述的"过错"与"故意""重大过失"相对应,强调的是受托人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对注意义务违反的范围,而非主观心理状态。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项下,"过错"不应独立出来成为受托人承担责任的要件,因为过错的因素已经包含在违约行为这一基本要义之中。将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受托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将违约行为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受托人,这可能导致委托双方利益的失衡。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应建立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完全商事化的特点,明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使司法解释中委托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达到"准立法"的科学合理的目的。

海上运输货物收货人的权利与义务论析——以交付的“可能”与“现实”为切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收货人权利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并未准确涵摄收货人的主体范围以及在不同交付模式、不同运输阶段下收货人的权利义务。从海运货物的交付来看,存在"可能"与"现实"两大类型的收货人,而"现实收货人"又可分为"消极收货人"与"积极收货人"。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收货人"既有可能是海上运输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也有可能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还有可能是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涉的第三人。不同的法律地位决定了收货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权利义务。

限制责任还是惩罚赔偿?——海上运输法与消费者保护法交错下的海运搬家合同

海运搬家业务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海运搬家合同兼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消费者合同的性质。海上货物运输法的承运人单位赔偿责任限制规则针对的是货物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的情形,而消费者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则是针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前者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保护承运人一方鼓励航运业发展,后者则是通过惩罚现实加害者、威慑潜在加害者,实现对居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中国司法实践对于其他运输方式,虽然通常认可此类合同具有消费者合同的性质,但大多倾向于通过两种方式回避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一是认可运输单证条款关于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二是对于承运人是否构成欺诈行为从严认定。单位赔偿责任限制和惩罚性赔偿可以同时适用于海运搬家合同,但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一时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今后立法和司法需要重视海上运输法与消费者保护法的协调。

船舶适航若干法律问题的研究

本文应用我国民法中确定民事责任的若干原则,参照英美普通法和其他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船舶所有人或承运人提供适航船舶义务存在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力图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些原则和观点,供我国海运司法界参考。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再议——兼评《海商法》的修改

航次租船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关系至今依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关于二者关系的争论并非仅有学术意义,而且直接涉及到《海商法》的修改是将关于航次租船合同的特别规定继续保留在第四章中,还是将这些规定移至租船合同一章中。通过对航次租船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比较以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性质的分析,厘清航次租船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关系,从而证明将航次租船合同条文继续保留在《海商法》第四章并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错误。

未获得无船承运人资格订立的运输合同是否有效

关于未获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货运代理人,以无船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订立的运输合同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本文从民法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对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努力的思考

《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是国际社会为推进国际货物运输法的统一而作的又一次努力。结合这一统一化运动,分析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的动因、悖论、成果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国际货物运输法统一化给予客观的评价。

海运法律中限制“合同自由”原则的历史变迁

1893年美国《哈特法》的制定标志着法律开始限制航运界的盛行已久的"合同自由"原则.此后不到一个世纪,《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的相继出台,使得立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制趋于严格,这引起了国际航运界普遍不满.2008年《鹿特丹规则》为适应航运市场新形势,赋予了批量合同较大的合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