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受贿“并重异刑”模式的提倡与展开——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相关修改

当前“重受贿轻行贿”的局面存在刺激受贿犯罪形成,降低国民对行贿罪不法感知度的弊端,但是行贿并非贿赂犯罪的根源,且行贿罪的不法和责任均低于受贿罪,因此不能对行贿受贿采取“并重同刑”的模式,“并重异刑”模式才是治理行贿受贿的应然选择。为落实这一政策,必须认识到囚徒困境是不得已的侦查手段,希冀以囚徒困境来预防贿赂犯罪可能收效甚微;还要正确把握对于贿赂犯罪的宽严相济政策,防止行贿者利用单位行贿罪或企业刑事合规来逃避制裁。《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行贿罪从重处罚的情形体现了对打击行贿行为的重视;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为“异刑”提供了潜在可能。未来应当进一步下调行贿罪的法定刑,加大受贿未遂、行贿未遂的打击力度,删除贿赂犯罪中的特别自首制度和特别从宽制度,但应保留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基于单位犯罪主体性质的思考

对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形式理性强调处罚合法性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坚守,实质理性则重视处罚合理性与法益保护原则的贯彻。争议焦点在于实施单位行为的单位成员能否绕过单位直接对单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单位,单位成员是单位的组成部分。单位成员具有自然人属性和单位成员属性。当且仅当某自然人基于其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某行为时,该行为及其后果才可归于单位。对自然人属性与单位成员属性的区分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当某人基于自然人属性利用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应当根据间接正犯理论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当某人基于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则不能追究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理论与实践:醉酒驾驶出罪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规制对象,实现了对公共安全这一法益更为有利的保护。但醉驾行为是否一律入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理论上,区分入罪论为目前主流观点,主张对部分醉驾行为进行出罪是基于对刑法“但书”条款的考虑和限定抽象危险犯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的出罪路径依赖于对“但书”条款下“情节显著轻微”和违法阻却事由的适用,但不予定罪处罚的案例较少。

行贿犯罪从严查处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

作为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当下存在的“轻行贿、重受贿”现象的纠偏,借助于社会各界对受贿犯罪惩治已有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行贿犯罪惩治的关注度,强调对行贿犯罪予以从严查处。在立法层面,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查处,并不意味着提升行贿罪的惩罚力度,而是通过对行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修改和降低入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将更多的行贿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犯罪的处罚范围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采取对称模式;对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处罚过严的问题做出趋宽的调整;在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当采取不对称模式,即考虑到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及刑事政策差异,行贿罪的刑罚严厉程度理应低于受贿罪。

检察官视角下频发大学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问题探析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等利用信息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呈频发态势,其中,帮信罪主体不乏大学生,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拟从检察官视角,以所在某省公开的各级检察机关办理的帮信罪案件为依据,分析当前大学生实施帮信犯罪案件高发现象成因,进而提出开展针对性教育、警示教育、预警宣传以及加强网络与金融监管等方面措施,以期起到预防大学生帮信罪发生的启发作用。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量刑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以132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高发并成为司法入罪与量刑的重要对象。立足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如:老年罪犯从宽处罚的原理和依据与社会现实不匹配、罚金刑的适用过于普遍、死刑规定存在漏洞等,亟待立足老龄化的社会实际,取消老年人犯罪单纯以年龄为依据的从宽处罚规定,对老年罪犯谨慎适用罚金刑,修正老年罪犯不适用死刑的起算点,完善我国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

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问题研究——以单位行贿罪为中心

对犯单位行贿罪的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顺应我国反腐败政策的宏观导向和国际法的有关要求,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行贿单位适用《刑法》中现有的职业禁止面临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困境,可以从法律解释或设立单位贿赂犯罪特别职业禁止制度的角度探索出路:扩充职业禁止的内容、缩短禁止期限、设置公告渠道、明确执行主体、与合规制度有机结合,同时向单位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被害人承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出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的犯罪规定,新《公司法》亦规范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与责任,二者同频共振,被害人承诺有效衔接了该类犯罪与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认定该类犯罪保护法益是企业财产权益,属个人法益。公司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应当认定企业财产权益的承载者是公司而非股东,且应当将公司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案中的被害人。被害人承诺的作出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形成,不能害及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必须于结果发生时存在,不允许事后追认。

矫治责任视野下的触法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研究

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应当树立矫治责任的基本立场。矫治责任是触法未成年人根据法律规定通过接受特定矫治措施而对其触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具有约束性与惩戒性的法律后果,彰显出专门矫治教育的惩戒性与保安性特征。专门矫治教育的具体适用应当以矫治责任为基础,触法行为的客观危害与触法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是判断矫治责任的基本标准。

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及其治理对策分析

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是帮信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与特点。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有社会、学校方面的,也有在校大学生家庭和个人方面的。从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的发生、发展来看,该类犯罪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性和生成机理。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虽然大多为轻罪,处罚也比较轻缓,但其涉及面广,涉案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大,且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必须针对在校大学生帮信犯罪的具体情况与生成机理,采取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惩治相结合的方法,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从根本上加以治理。

《反有组织犯罪法》视域下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矫正

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与矫正是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此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如强调个别化处遇原则和依法从严管理原则;确立异地执行刑罚制度;严格规范“减假暂”适用,设立减刑、假释建议的复核制度和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制度,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完善罪犯刑满后的保护与管束机制。这些创新性规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教义学分析

基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本质特征的不可欠缺性、《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犯罪归纳表达的逻辑意蕴以及“势力”形成的客观规律,恶势力犯罪中的“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应当界定为每次违法犯罪行为都体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间接欺压百姓”的规范属性应体现为具体危险犯,不是任何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形,都会成立恶势力犯罪。只有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威胁或威慑感呈具象可能性、等同直接欺压百姓法益侵害的时候,才能成立恶势力犯罪。基于动机、目的、起因的合法并不意味着后面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合法,事出有因规定存在例外具备法理性、妥当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对组织属性、刑法规定以及文义解释的精神与实质内涵的把握、恶势力犯罪与普通共同犯罪的本质差异,结合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恶势力犯罪存在的不同场域,一人、二人恶势力均有成立的空间和可能。一人、二人成立恶势力犯罪契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吻合意见规定的精神和实质,既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合法性,同时亦符合时代的发展性。

日本老年犯罪防控新近动向及其借镜

人口老龄化所衍生的老年犯罪已成为危害日本社会治安的重要问题。进入“令和时代”,日本老年犯罪呈现出刑事查获人数减少但查获率升高、财产型犯罪高发、服刑率上升、服刑高龄化加剧、再入狱率反弹等新特点。对此,日本以防止再犯和促进社会回归为重心,形成了以老年犯为对象,以入狱前、服刑中、出狱后为阶段,以入口支援和出口支援为轴心,以刑事设施改良为侧重的全方位、多主体、阶段性分流预防机制。这些防控措施的实行起到了减少和预防老年犯罪的积极效果。结合我国老年犯罪情况,我国应当编纂体系性精细化的全国统一老年犯罪数据;构建全过程分流预防机制,加强社会回归衔接;改善监所适老环境,加强身心健康科学指导。

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与规范调适

生物犯罪的范围长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我国生物刑法规范保护法益定位不明,同时在对生物犯罪治理方面,仍沿用传统刑法规制手段与思路。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应为生物安全法益,而非生态法益。生物安全法益包含个体法益与超个体法益两个层级。基于生物安全法益观,我国生物刑法规范应当作出适当调整,具体包括创设生物安全“风险犯”、将生物刑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加强生物科技风险预防类犯罪和单位生物犯罪立法等内容。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法意义

对企业刑事合规法律效果的讨论不能脱离刑事实定法的规定。在实体法层面,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可以通过阻却对单位犯罪意志的认定否定单位犯罪的成立。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虽不能阻却单位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反映行为人预防必要性降低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且在“双罚制”的背景下,这一从宽量刑情节理应能够惠及单位和单位中的自然人。在程序法层面,当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阻却了单位犯罪的成立,单位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理应被作为自然人犯罪加以追诉。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的撤销;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除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不起诉外,对其他案件必须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阶段,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但不能作出无罪裁判。

刑事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微罪体系的构建

在刑事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犯罪治理应秉持恢复性理念,配置恢复性治理手段以及注重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治理,以实现犯罪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从司法实践中犯罪数量增长迅速、犯罪结构轻罪化突出、刑事立法积极主动的趋势来看,轻微犯罪是犯罪治理变革的突破口,轻微犯罪治理理应从构建微罪体系着手。为此,根据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将宣告刑低于1年有期徒刑或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划入微罪范围,着力构建微罪体系。在设计微罪治理方案方面,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的同时,注重发挥恢复性理念的治理优势,在非刑罚措施中增设社区服务。

论专门矫治教育的性质

专门矫治教育的出台为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提供了新方案。对于专门矫治教育的性质,学界并未达成一致,还存在“保护处分说”“保安处分说”“司法教育保护说”“多重性质说”等多种观点。从专门矫治教育基本构造和发展的趋势出发,“保护处分说”更符合专门矫治教育的发展需求。“保护处分说”与专门矫治教育在适用对象、适用条件、目的三个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从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完善角度展开,“保护处分说”更具可行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