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外交承诺

外交承诺指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请求国基于被请求国的要求,向被请求国作出的关于保证被请求人在回国后在刑事追诉、刑罚裁量、诉讼权利等方面保障的承诺。外交承诺包括量刑承诺、追诉承诺、禁止酷刑的承诺、保障外逃人员诉讼权利的承诺。当前,我们应当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外交承诺的适用: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作出外交承诺的法律程序;立法上尽快废止死刑,司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高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法治的信任度;加强外交承诺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联系,体现外交承诺对于我国刑事诉讼的拘束力。

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求其生而不得:死刑适用标准的反向解读

综观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死刑适用标准的解读,所秉持的几乎都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视角,主要关注"何为当死",而未能察觉该种解读视角所潜在的事实裁量平面性、内在评价混杂性、不存在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二元对立性、从宽要素的封闭性和裁判文书缺乏说理性等弊端。解读视角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进而实质挤压了以死刑适用标准限缩死刑适用的空间。为祛除上述流弊,应当破除对正向性解读视角的路径依赖,着力援引一种核心在于"如何求其生"的反向的、消极性的解读视角,构建死刑适用标准判断的复式结构,并以其内隐的社会、司法、政治和文化路径实现"求其生"的目标。

论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是中华民族恤老文化的体现,符合刑法的人道主义价值和刑罚的目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国际人权的接轨。但现行规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

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分析与思考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取消或限制死刑的趋势,我国政府表示,从长远来看也要废除死刑。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我国目前仍有保留死刑的必要。本文将通过对我国保留死刑必要性的分析,对如何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提出一些意见。

试论死刑的存废及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废除或者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但是我国在短时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打击犯罪,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刑事惩罚体系进行改革。应在保留死刑的基础上严格控制死刑的使用,真正发挥死刑的震慑作用;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死缓制度加以废除;完善对无期徒刑的使用;提高执法水平,使刑罚的威慑力真正落实到位。

论少数民族公民刑事犯罪案件中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 ,提出了适用刑法和“两少一宽”政策处理少数民族公民犯罪案件的几个基本观点和原则 。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和刑罚处罚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未成年人应以教育、引导、改造为主,尽量少执行刑罚处罚。我国法律对未成人犯罪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法制教育"的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方面坚持"从轻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的原则。本文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对未成年人不宜适用的刑罚进行探讨。

引渡案件中不判处死刑承诺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共同治理和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全面深入推进,不判处死刑承诺作为引渡的必要条件越来越普遍,同时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基于引渡和不判处死刑承诺制度的沿革、中外不判处死刑制度的规定和实践案例的分析,不判处死刑承诺相关制度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建议对引渡事实的审查机制和程序予以完善,对不判处死刑承诺决定形成的机制和流程以及作出承诺的形式予以明确,对不合时宜的双边引渡条约条款及时进行修正,适时调整《引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不判处死刑承诺法律效力的表述,并在裁判文书中阐明不判处死刑承诺事由和援引相关法律条文。

《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解读——以外交承诺为视角

近些年,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已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带来了更多挑战。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开展我国与欧洲国家的引渡合作,需要对《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最新发展及时跟进、深入研究。为了更好推进我国的追逃追赃工作,首先,应从法理层面阐述我国外交承诺的法律依据,其次结合典型个案,并以《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反酷刑,保障人权的实质与内涵为切入点,关注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死刑、无期徒刑及羁押待遇的解读和发展。最终,提出我国外交承诺在针对上述法律障碍时所应注重的内容和完善建议。

死缓适用条件设置的四维思考

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立法者为死缓适用设置的两个必要条件。从立法渊源来看,死缓条件的设置总体上体现了从严格到相对灵活、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演变,从而为司法机关更好地贯彻死刑政策(特别是坚持少杀)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从政策依据来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死刑政策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政策为死缓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在规范含义上,应从社会危害性(包括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来理解“罪行极其严重”。从相关实证资料看,死缓适用条件的掌握不太统一,亟待最高人民法院加强死刑适用的统一。

反腐国际合作维度下量刑承诺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司法应对为视角

目前在我国引渡或遣返外逃贪腐人员的过程中,死刑不引渡一直是困扰反腐国际合作的最大程序障碍之一。由于我国贪污受贿犯罪中的死刑适用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充分有效不判处死刑的量刑承诺就成为化解该障碍的主要途径。我国的反腐司法格局、引渡现状决定了我们要正视死刑适用的客观性。无论是人权与主权的博弈、制度是否违宪方面,还是适用法律是否平等方面,量刑承诺制度均存在诸多争议和不完善之处,但并不足以否定量刑承诺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量刑承诺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量刑承诺制度有效存续的前提下,我们应从透明化、制度化等方面对量刑承诺的流转程序、作出程序、承诺内容等方面加以完善,增强量刑承诺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上)——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于秘鲁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