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多维思考与协同推进

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一直在路上,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具有创新、开放、协调、绿色与共享五重内涵,具备中国共产党领导、对西方经验批判性吸收、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追赶型发展、系统反思性等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建立既彰显“中国特色”,又体现世界“共同特征”,还具有“胸怀天下”担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打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思路;紧紧抓住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这个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以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和集体的人建构高等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格局;在实践中通过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和劳动力素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等途径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

现代治安共同体的内涵、建设困境及实现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的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依据新时代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治理目标,提出现代治安共同体为社会治安治理发展的新形式,分析治安治理创新模式下现代治安共同体价值认同、制度互通和技术智能的内涵,正确认识现代治安共同体面临的观念转变困难、非实际技术智能及治理方式偏离的建设困境。基于大数据的现代治安共同体可以从把控向度(理念认同)、突破限度(技术智能)和建立维度(五治融合)三个方面去施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建规立制与城乡融合发展并进,以实现社会治安的有序和治理的终极目标。

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理论模型及实践进路

在新时代社会建设背景下,具有工具导向的“社会治理”和具有价值取向的“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民生话语体系的基本表达与共同追求。社会治理与共同富裕并非全然割裂,而是同向互促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治理旨在驱动共同富裕的建设进程,为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理念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二者有机统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构协同“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内容、社会治理方法、社会治理绩效”统一的分析框架,形成“主体—内容—方法—绩效”的理论模型,能够为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从现实来看,社会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应围绕“组织保障、利益表达、基层治理、民族融合”四大维度展开。

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民生激励研究

过去20多年,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持续改善,现有文献主要强调医疗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等成因。而民生激励是一个重要视角,地方政府因贯彻中央要求而产生的民生激励是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重要成因。首先,文章从理论上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民生激励时居民健康改善的效应,明显大于其仅面临经济激励时的效应,揭示了当地方政府偏好于民生激励时,实际上大大增强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作用。其次,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表明,居民健康的民生激励假说成立。再次,运用跨国样本进行合成控制法检验表明,民生激励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产生了显著的整体影响。研究结论揭示,2003年前后地方政府产生的民生激励,是解释中国居民健康持续改善的一个重要视角,并且该模式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升华。

东汉思想家王符君道观探析——以《潜夫论·明暗篇》为考察中心

王符《潜夫论·明暗篇》通过论述君主的“兼听”“偏信”及其对应的“圣明”“愚暗”,旨在说明君主为君治国之道应当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不要因偏听偏信、专宠一人而拒绝其他臣属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国君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其对臣下和贤材所采取的行为及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败。此外,权贵和骄宠之臣与下层寒门人士存在利益冲突,君主需要克服这种困难,防止嫉妒和迫害,才能保障人才、信息渠道畅通,为国家治理吸收有益意见,选拔优秀人才。

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治理角度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明晰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才有可能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善治是共同富裕治理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的标准,内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复杂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过程制度化以及治理评价综合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共同富裕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处理好上述各治理要素间的有效连接与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治理5个要素及其特征可知,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研究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需要以治理思维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走向合作共治是未来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善治的三个维度——以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为切入点

善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阐释的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契合的人民利益最大化。站稳人民立场,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善治,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实现:一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益为基点,彰显对人性的尊重,赢得社会认可;二是对复杂的个人利益进行整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和谐的程序凝聚社会共识;三是善治的落脚点需要回归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会助推善治的实现。

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在实践中坚持和不断发展的“人民至上”这一根本价值理念,具有历史必然性、理论合理性和道义正当性。我们不仅要从党和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民至上,还需要深入理解其实质内涵,阐明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它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以深化和完善其理论构建。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就是要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打造全体中国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尤其要强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立场,明确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终极价值指向,增强其对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激励作用。人民至上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就是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必须给人民至上提供持久而有效的制度保障,通过法律途径确保人民在国家中的至上地位并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的关键性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平民住房融资模式初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平民住房建设主要采取了银行信贷和向垄断企业借款的筹资方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草棚户继续泛滥的局面,取得了部分成效。但由于当时政府不可能从满足民生的基本居住需要出发,从根本上提高平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财政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商业融资,导致还贷压力沉重,致使平民住房租金定价偏高,对平民的基本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历史证明,在平民住房建设多种筹资模式的选择中,财政投入应该是主要渠道,这是政府确定合理房租,并保证平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前提。

日本垃圾分类及处理现状

通过对日本的考察,阐述了日本垃圾分类及处理的现状及其处理方面政府及民众所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我国在垃圾处理方面的建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风议与官民互动

民间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情感的直接反映和流露 ,往往会引起统治者的关注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还会促成官民之间的互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歌谣风议引起统治政策的调整变化就是这种互动的生动表现。大体说来 ,这种调整和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升迁或罢黜官员 ;二、调整军事和行政措施 ;三、实现皇权更迭 ;四、改元和祈禳。这些措施包含了顺应民心的因素 ,对于社会的安定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内涵

作为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特征的时代化表达,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日益成熟的鲜明标志。与西方民主治理“重心”悬置的运行逻辑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强化和巩固治理“重心”下移而采取的民主创新形态和实现机制。有效把握和实现全社会民意的“最大公约数”、凝聚改革发展共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正当性与优越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始终坚持和全面落实党的领导,为有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

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与文彦博、王安石等大臣进行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对话。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是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甚至认为宋朝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说即始于此。从文字释义和对话语境来看,文彦博的原意实际上是:天子“是替(为,wèi)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替(为,wèi)百姓治理天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源于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按‘此’即‘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东晋孝武帝朝的冀州刺史刘波、宋真宗朝的龙图阁待制张知白、宋仁宗朝的知谏院包拯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论顺康时期郝浴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郝浴(1623～1683),字冰涤,又字雪海,号复阳,河北定州人,作为清代顺康时期的政府官员,郝浴在其为官期间洁己爱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与扰害百姓的行为进行抗争,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划,从而赢得了民心。

论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

从"国富"到"民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具体要求。如何加快推动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真正实现"藏富于民",是当前摆在全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国富"与"民富"内涵及辩证关系的诠释,探讨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以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有所裨益。

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管理策略:基于政府文化的视角

心理契约是个体人格的组织化,政府文化是政府的人格化。公务员心理契约的"个性"与政府文化的"共性"的互动关系是推动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的原动力。可以将二者内在机理、耦合向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构建的互动维度,通过将"以人为本"嵌入公务员心理契约,并以共同愿景凝聚公务员心理契约,改善政府管理绩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对新常态下坚持“系统治理”破解复杂水问题的思考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新老水问题交织,特别是水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诸多水问题复杂且严重。唯有坚持系统治理方法,开展科学系统治水,并融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统筹"人山水林田湖"各要素,打造生命共同体,才能有效破解新常态下复杂水问题。

元明以来北京丫髻山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惟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被许多人称为“本土宗教”,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之根坻全在道教”,道教不仅与官方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民间也有着其它宗教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北京地区道教宫观众多,大小不一,建置各异。较为著名的有“五顶两山”,即东顶、西顶、南顶、北顶、中顶,丫髻山和妙峰山。其中丫髻山自元明成为官方祭祀中心以来,逐渐成为北京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民间仍有广泛影响。通过对元明以来丫髻山地区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探讨其与官方、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这一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机制。

海瑞的治国思想

海瑞是明代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家和实干家。在明朝日趋走向衰落之时,他摧折权贵、惩治腐败,保护“小民”,发展生产,革新图治、重视教育。他为拯救明朝的封建统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节省治理:傅岩在歙县的为政实践

明崇祯年间,傅岩知歙县五年,因其政绩而“举循良”。其为政实践,包括教化儒生、加强保甲制度、修筑城堡、训诫土棍、缓催赋役、训练乡兵、赈灾救荒等。上级官员的考语,也给傅岩相当高的评价,似乎他有着很高的统治艺术。然而,其治理实践与统治艺术,都反映了明王朝国家的节省治理逻辑,其有效性在于能否实现帝国控制与民间社会的文化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