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2)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4)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共同富裕愿景下增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的政策创新——基于三次分配分析框架

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目标,迫切需要对标共同富裕、研判福利差距,并进行制度性的回应。三次分配制度是改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差距、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不断分化转型,三次分配的契合性也不尽相同。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基于三次分配的不同着力点围绕农村低收入群体展开了一系列政策实践,但是存在初次分配效率不高、再分配水平低、第三次分配尚未找到切入点、不同层次分配间协同性不足等问题。未来政策调整应当以加大农业就业准入门槛、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扩大农村非农就业机会作为初次分配的着力点;以强化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深度与广度、完善农业支持与资源保护政策等作为再分配的着力点;以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强化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间的协同配合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创新着力点。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共同富裕背景下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公平性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数据,研究两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城乡身份、所在地区与收入水平对基本医疗保险受益的影响及其公平性,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低,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实际覆盖率超过政策覆盖率;城镇和东部地区、高收入参保者的受益水平较高;医疗自付费用对低收入人群形成较大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保者在不同维度的受益水平和公平性有所改善。模型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城镇职工医保内部,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住院费用水平依次递减,西部地区参保人员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医保内部,城镇居民的受益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最低;参保者收入越低则住院费用越少,健康水平也越差。上述发现与结论对于进一步缩小不同城乡、地区和收入身份特征的参保者的受益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动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来自地方的实践与创新

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百年目标的确立,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社会保障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给地方政府的实践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场域。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筑牢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政策基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人群和区域的收入差距,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不同群体和区域的共同富裕能力,把社会保障政策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是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地方实践创新的关键所在。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研究:基于西藏县域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9—2020年西藏65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实证检验了西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牧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对西藏县域农牧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最大,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2)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乡村指数不断提高,对农牧民增收的促进效应不断提升;非边境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效应显著为正,边境县影响效应不显著;农区县和半农半牧县数字乡村建设对西藏农牧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农区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牧区县影响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之于共同富裕:效率还是公平?

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效率具有积极作用,许多文献还认为数字经济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不平等。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兴起的数字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会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时又自发地缩小收入差距,效率和公平难以兼顾。在分别使用多种方式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后,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甚至会扩大收入差距。此外,常常被用来作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一定程度上被误解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并没有缩小收入差距,而是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因此,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必须警惕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努力弥合数字鸿沟,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探讨

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将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愈加突出的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财税政策的研究成果和基本情况作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政策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并剖析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逐步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健全纵横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优化税制结构增强调控作用等促进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农业保险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金融工具,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诠释农业保险助推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具有技术进步效应,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劳动力城镇化转移;农业保险具有增收效应,可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是农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中介;农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镇化水平异质性,中东部地区与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正向效用更显著。

共同富裕何以实现:我国政府注意力配置及治理优化——基于Nvivo的主题分析法

选取我国有关政策文本,采用主题分析法,借助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从词频、主题、类属结构3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我国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度、实体、统筹、科技和乡村振兴5个方面,但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注意力配置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应从5个方面实现治理优化,即进一步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为重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多政策联动,减少农村居民低收入的代际传递,缩减城乡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巩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探索“抓手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特色化、地方化发展,助力国内市场扩张;以平衡收入关系为着眼点,构建收入分配的新体制新机制,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

数字普惠金融、横向税收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和横向税收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逐年下降”的时序特征,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自“高—中高水平”向“中低—低水平”的格局演变,四种分项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各异;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合理的横向税收竞争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显示,横向税收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下沉、倡导合理税收竞争、破除城乡市场壁垒、完善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等政策建议。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瓶颈,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动力。在构建和测度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基于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这种推动效应。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可以通过缩小城乡差距间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分维度看应有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应坚持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原则,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关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金融结构优化、财政分权与共同富裕

立足金融结构优化背景,借助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能够赋能共同富裕,且经过内生性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门槛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可正向调节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得出,金融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金融结构优化积极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20年省级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居民人均年收入视角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对中低收入群体更显著.其中,知识传递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会弱化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缩减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女性、低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据此,应从农村教育普及、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既患寡又患不均”:企业ESG表现能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吗?

当下中国正处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发挥带头作用,率先探索实现企业内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文通过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关系。本文结果表明:企业的ESG表现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同时也能增加员工收入,缩小企业内管理层和员工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的结论为企业进一步推进ESG活动,发挥在共同富裕中的“领头羊”作用提供了依据。

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地区差距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地区差距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CHFS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多渠道促进就业,产生就业效应;普惠保险的使用性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细化业务,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扩展增收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普惠保险缩小地区差距的中介机制;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会因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普惠保险总体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对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均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