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普通法上董事侵权责任解说——由香港法院近年判例引起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特区社会经济交流日益增多。作为公司法律制度较为健全的司法域,中国香港特区的公司法判例中有很多做法值得内地借鉴,其中有关公司董事侵权归责的处理则是一例。以香港公司法上董事侵权案件为引,深入探讨香港乃至英国普通法系统上的董事侵权问题,包括过失侵权和故意侵权两类形式,认为公司董事侵权责任应受侵权法约束,解释了"个人责任假定"测试的内涵,主张代理说较代表说更具理论优势和实践可行性。

中国商务伦理的发展与商务伦理对话机制

分析了伦理的不同建构方法,认为针对中国经济变革的现实,中国商务伦理发展最需要的是过程性方法。由于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在过程性方法上的不足,因此建立中国商务伦理对话机制,对平衡社会冲突和满足经济变革中的伦理要求十分必要。确认不同主体的话语权,遵循一定的话语规则,应用论证性的话语内容,确保大众媒体话语权空间,建立类似于伦理委员会的对话自治组织,是建立有效的商务伦理对话机制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邓小平纠正那种全面排斥和严厉遏制个人物质利益的愿望，以及那种只要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两种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既要讲革命精神又要讲物质利益的经济伦理思想。同时在实施中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拉开和保持一定的利益差距，让一部份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国际道德形象构建

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强必争霸"似乎是历史的铁律。中国在和平发展中需要审慎处理权力和道德问题,需要理性面对和平发展中的国际道德责难,通过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在国际交往中的互利共赢行为构建良好的国际道德形象,以占据国际道德评判的制高点,从而消解国际社会对其"争霸"和谋求"重建世界秩序"的警惕,尤其是消解东南亚国家的疑虑,为自己的和平发展构建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强而不霸的道德实践典范。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初探欧美改革法案中的场景与风险理念

大数据分析的普遍应用给公民隐私带来严峻威胁,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架构日益捉襟见肘,既无法为公民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又成为制约数据价值开发的重要掣肘。各国纷纷重审既有法律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尤以美国《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及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最为典型。欧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改革虽路径各异,然其最大亮点在于均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国际主流的场景与风险导向的新理念。新理念以隐私风险作为衡量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指标,根据具体场景中的风险评估采取差异化保障措施,变信息处理前的静态合规遵循为信息使用中的动态风险控制,在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实效性的同时大幅减轻企业负担,助力数据开发与数据保护的双赢。本文以传统知情同意架构的困境为主线,剖析欧美改革法案对其的应对与不足,进而提出以基于场景的风险管理理念重构个人信息保护新路径的初步探索,最后对我国立法及实践提出建议,俾供政府决策、企业实务及学术学说参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