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游客视角的旅游促进“三交”机理研究

旅游提供了各民族接触、了解、互动的场域,但其如何促进“三交”的内在机理还未明确。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从游客视角探索旅游促进“三交”的机理,发现:游客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三交”行为具象共同构成了旅游促进“三交”的机制模型,其中,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地方认同)在这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旅游促进“三交”中要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融合性的关系,协调求异性与共同性、统一性的关系,统筹推进体验性与互嵌性。基于游客视角,可以从拓展旅游时空、提升游客体验、强化国家感知等方面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构化社会时间的节日再生产——昆明各民族务工群体的左脚舞实践

社会时间结构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影响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规定着秩序也在调整着秩序而使社会时间得以结构化,节日便是结构时间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昆明市出现了务工群体从偶然组织过节迅速转变为频繁组织过节的节日涌生现象。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现代节日,跳左脚舞都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在从偶发性的、事件性的过节发展为新规范指导的理性的集体行为过程中,具有组织性、程式性和时代性的城市节日涌生现象建构了新的社会时间结构。昆明市各民族“三交”实践中的节日再生产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18世纪西南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例

西藏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曾于公元1729至1759年间三次前往丽江地区。虽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至司徒班钦时期,由于蒙古势力南下、甘丹颇章政权崛起、改土归流等原因,噶玛噶举派在该区域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在此历史背景下,司徒班钦应邀南下,于沿途建寺传法,同上至云南提督、丽江知府,下至把总、木瓜、班色、头人等大小官员及信众频繁交往,构建起了多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司徒班钦接触和学习了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引介到藏族社会,同时也将藏族文化进一步传播至兄弟民族地区,为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文章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切入点,对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特征及影响,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