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四重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问题因现代化产生,也应在现代化中解决。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民族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经过百年接续探索于新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辩证统一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生态为民为价值取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四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超越,不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也为世界各国走向生态现代化提供了道路选择。

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它强调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为当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前提和哲学基础。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视野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总结历史又立足当下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主要包括3个维度: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思想;二是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性原则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在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的理论超越。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莱昂修士《隐居颂》中自然书写的比较

自然书写一直是诗歌批评的重要主题,也是中西比较诗学常见的切入点,但诗歌中的自然并不孤立存在,自然是诗人眼中的自然,“物我关联”才是深刻剖析中西自然书写异同的关键。本文选择中国隐逸诗之宗《归去来兮辞》与西班牙隐逸诗经典《隐居颂》作为比较对象,从自然意象、物我互动与隐逸缘由三个方面展开比较,以物我关系、物我神关系的对照为内核,呈现中西诗歌自然书写的差异以及由此折射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鲜明特色,它既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我国在新征程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非空中楼阁,它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吸收与发展。这一现代化道路契合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响应了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同时也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客观走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双碳目标稳步实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为走出具备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是以问题为导向,在理论沿袭、实践论证与创新发展中,其形成过程涵盖了三个大的生成环节,即以实践经验为本的生态认知、以保护自然为先的生态策略和以构建生命共同体为主的生态治理。在这三个环节中,“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自然优先”的价值论、“和谐发展”的实践论构成了该重要论述从观念到行动、理论到实践、局部到整体的发展逻辑体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为引领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树立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以理念引导行动;构建生态现代化制度,以制度推进改革;制定系统的生态发展战略,以战略规划未来。

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设想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促进法是关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蕴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生态文明促进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期待,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观内化于社会机体。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引领整部立法的结构布局和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促进法的法律制度要与基本原则相互呼应,与既有政策相互协调,既要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对现行成熟的制度进行整合和完善;又要注重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使制度之间互相衔接,提升制度体系的自洽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观探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依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观“何以必要”、何以“生态”“、何种”生态以及“有何世界意义”,成为亟须探讨的问题。具体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化,是全球生态环境变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物质实践与精神家园建构的必然选择。从生态学科学知识和生态系统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观内蕴生态价值观,而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基本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观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理论到实践皆具世界意义。

论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内在逻辑及时代回应——基于《自然辩证法》的文本分析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逻辑起点出发,驳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人与自然关系建构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生态批判走向生态建构是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逻辑主线。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成因,试图通过彻底的制度变革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理路。在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的基础上,恩格斯按照存在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的发展逻辑开创性地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践遵循,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对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视域下的绿色发展理念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的要义是要解决好、实现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涵是生成性的,贯穿绿色发展理念的全过程。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对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光辉典范意义,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国际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而月色依然明亮》的后人文主义愿景

从古人对火星天象的观测与阐释、到当今火星探测器的高效运行,火星一直是人类社会对宇宙想象和探索的重要对象。《——而月色依然明亮》是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知名科幻小说集《火星编年史》中的第七篇,以极高的前瞻性想象了人类殖民火星计划中对火星的第四次探访,批判了人类带给世界的破坏。本文立足后人文主义视角,通过分析《——而月色依然明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对人与自然关系错位的反思,解读故事中体现的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愿景。这一解读有助于促进我们反思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伦理参考。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内藏难以克服的生态危机。资产阶级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历史本性不仅加剧生态破坏,而且驱使其治理观念滑向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球整体利益和人类未来发展大视野,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解之道,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绿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重点防治和系统治理的生态方法论、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有效化解全球性生态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新时代,各国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重塑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观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人与河流关系四重维度的理论探讨——以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视角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内蕴人与河流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人与河流构成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二者间存在丰富的辩证关系,可以从四重维度来认识。辩证唯物论的人河关系中,河流具有本源性,人与河流在冲突中走向统一;整体主义的河流生态观中,河流有生命,河流保护治理要统筹规划;内外价值统一的河流价值论中,河流既有内在价值也有外在价值,河流的价值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辩证统一;系统思维的生态治理观中,要运用整体、立体、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正确处理人河关系,加强河流生态保护与治理制度建设。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成果、历史审视成果和环保实践成果,也为世界各国维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中国理论方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时代性的指导,强调在我国社会、经济以及思政教育教学发展过程中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同时代发展相结合,明确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的成果,为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成果的协调发展提供内在逻辑依据。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涵出发,对理论内在逻辑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实现马克思生态发展观的实践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及当代启益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论。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论述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的双向建构,阐释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的相互确证与辩证统一;从唯物史观角度展开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的纵向论述,揭露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异化,描绘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启迪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对丰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黄帝内经》的“气”、“象”生态观

《黄帝内经》强调人体内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生相对的关系,人体内在生态稳定与自然外在生态平衡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四时自然之气的循环会在人体的经络脉象和腑脏气象上呈现,各个节律气动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状态,由此形成了依四时之“气”诊人体之“象”的医治方式,蕴含着天人相应的古朴生态意蕴。《黄帝内经》从“气”与“象”入手思考人体生命系统与四时物候、天地变化之间的联系规律,得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结论,形成了天人相感相应的“气”“象”生态观,为后世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其中蕴含的传统生态观与“生态共同体”理念形成了互识互证的关系,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科学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所提出来的科学思想,表明了人与自然是本质融合、共生共存的统一关系。特色鲜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在充分挖掘其互利共存、协调共生、互进共荣的丰富内涵,深刻把握其生态唯物论、生态价值论、生态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以“生命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绿色发展理念、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原则的实践价值为引领,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过程,对推进我国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意义重大。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与现代化并非一种此疆尔界的对峙,传统为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色,使之成为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逻辑之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崇德利用”的社会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等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丰厚精神滋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价值载体,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源泉。新时代,要从澄明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基础、遵循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要求、厘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灵魂三个维度,传承和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价值与路向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新方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内涵丰富、理论澄明,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环境协同共进、全球生物多样繁荣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维护地球生物多样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新思考,彰显出其深刻的价值意蕴。只有从基本原则、思维方法和现实路径等方面出发,推动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实践方案,才能更好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生命共同体,推动实现绿色发展,具有深刻的生态意蕴。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强调自然内部生态系统的平衡共生、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生命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目标,是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强调以系统思维加强生态现代化治理、倡导全球生态共同治理进而构建地球家园的共同体;绿色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方式,旨在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路径,为引领全球携手走向生态、绿色、环保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范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层面的显著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