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系统权变理论视角下高职专业群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现阶段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高职专业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高职专业群存在的“治理体系不完善或管理机制缺乏”等问题,在调研25个广东省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的基础上,基于系统权变理论提出了多主体协同治理下的权力分配原则和方法,设计了满足“多元共治”要求的专业群管理机制簇,并给出了具体应用案例。实践证明,基于系统权变理论的高职专业群多主体协同机制能从根本上支撑专业群“多元共治”。

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全过程审查机制构建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也与日俱增。为了应对这些伦理风险,进行科技伦理治理就成为必然。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建立全过程的伦理审查机制至为关键。全过程伦理审查机制将科技活动划分为议程设置、产品研发和使用三个阶段,依据不同阶段的风险特征,提出了与之相匹配的六种伦理审查形式或制度,即专业审查、公众质询、“伦理屏风”、“道德物化”、风险反馈与伦理救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扩展性伦理评估委员会为核心,基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的全过程伦理审查机制,以期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社会。

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为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阐释了大学治理中学生参与的“失语”困境及其形成机理。文章以大学管理者的访谈为分析资料,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基本的“文本描述”发现受访者对学生参与总是构建出积极的支持者身份,“话语实践”分析证明了大学对学生的管理已经出现了话语秩序的改变,权利-权力的双边互动是学生参与的权力逻辑。但是,“社会实践”分析却呈现大学管理权之强与学生参与权之弱的治理权力局面,这是学生参与困境的根本。话语与实践、文本与行动的二元分割和背离,呈现出中国大学治理变革难的深层矛盾。

社区共享平台何以促进社区参与式治理

社区参与式治理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通过共享行为促进参与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共享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促进社区参与式治理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在社区共享平台中,最典型的当数微信小程序、微信群、朋友圈等。社区共享平台的公共性和便捷舒适特征对促进社区参与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的“邻里帮”社区云治理平台为社区共享平台促进社区参与式治理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实践案例。

“千万工程”的内涵变化、样本特征与创新扩散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的基本内涵在“乡村美好生活”的引导性议题建构下得到质的飞跃与升华,即从“美丽”到“和美”、从“先富”到“共富”的实质内涵流变,以及从“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能人治村”到“全民共治”的形式内涵衍化。与此相适应,“千万工程”在新时代呈现出“生活”与“生态”互构、“生态”与“文明”嵌套、“生态共同体”与“治理联合体”一体的样本特征。“千万工程”的创新扩散和经验推广应聚焦“硬法”与“软法”的衔接机制、健全治理共同体的凝集机制、彰显人本导向的智治机制,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

居民自主型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表达:基于杭州浙工新村危旧房有机更新案例

城市更新作为国家在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行实践模式上的探索。以杭州浙工新村危旧房有机更新项目为案例,从宏观角度审视其在城市更新中的特色与价值,将民主促民生的理念转化为政府决策,解决城市更新中的民意变化问题。此外,文章结合案例实践,分析杭州在工作机制、资金平衡、政策模式等方面的尝试,有效破解城市更新存在的难题。通过对比其他城市居民自主型城市更新模式的实施情况,突出浙工新村在城市更新中的创新价值,旨在为城市更新提供新思路和有效策略,并推广复制试点经验,在顶层设计、政策创新、资金筹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更广泛的居民参与和推进老旧小区自主更新。

Substrate-induced changes in microbial community-level physiological profi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discriminat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The addition of simple substrates could affect the microbial respiration in soils. This substrate-induced respiration is widely used to estimate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s influence on the changes of community-level physiological profiles. In this study, the process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responding to the added substrate using sole-carbon-source utilization （BIOLOG） was investigated. BIOLOG is biased toward fast-growing bacteria; this advantage was taken to detect the prompt response of the active microbial communities to the added substrate. Four soil samples from agricultural fields adjacent to heavy metal mines were amended with L-arginine, citric acid, or D-glucose. Substrate amendments could, generally, not only increase the metabolic activity of the microbial communities, but also change the metabolic diverse patterns compared with no-substrate control. By tracking the process, it was found that the variance between substrate-induced treatment and control fluctuated greatly during the incubation course,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three substrates were different.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induced changes to discriminat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was tested. The distance among all samples was greatly increased, which further showed the functional variance among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soils. This can be very useful in the discrimina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even with high similarity.

智能时代的社会心态及其治理:以ChatGPT引发的心态危机为例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社会心态的变迁。随着人类社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网络空间中社会心态与社会行为的边界日渐模糊,网络行为的主体除了真实的网民外还逐渐嵌入包括ChatGPT在内的各类基于算法驱动的非人类智能体,人机关系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以突破人类对语言能力的垄断,加剧了人类对自身作为地球上唯一“智能体”的价值忧虑,进而引发全人类对自身之本体存在感的心态危机。为此,智能时代的社会心态治理与社会机制设计,应以更充分地保障人类自身的主体价值为根本旨向,使未来的美好生活能够容纳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也召唤着一种充满人性的社会心理学的复兴。

澜湄合作与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

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包括难民、人口贩卖、非法偷渡和非法务工等类型,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发展与治理等诸多因素。非法移民问题既是威胁澜湄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中美在澜湄地区竞争与博弈的焦点性安全议题之一。非法移民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其多重性的影响因素需要复合性的区域治理方法和路径。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首个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将非法移民治理列为重要的合作内容,在治理过程中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和内化全球安全倡议,平衡与兼顾发展和安全,力图建构完善的合作框架与机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推动对非法移民的根源性治理,引领建设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宋代乡村道德建设解析——以《吕氏乡约》为例

乡里制度的变革为宋代“以民治民”提供了政治契机,儒家知识精英政治意识的觉醒为乡规民约诞生提供了主体条件,而《吕氏乡约》在北宋时期的正式出场,为乡村道德建设找到了新途径。《吕氏乡约》以推崇惟善崇德的教化权威,构建了一套礼法并治、化民成俗的实践机制,勾画了官民相得的乡村道德自治蓝图,开创了乡约治村的先河,为当下中国乡村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道德资源。

《华氏新义庄事略》所见清代文书制度与政务流程

《华氏新义庄事略》主要围绕无锡华氏新义庄的筹建与申请“颁给印帖立案”,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清代文书的基本样貌。本文通过对其中装叙结构公文的合理解读,能够大致复原整个公务事件的政务运行轨迹,对研究清代文书的结构、行移关系与义庄类公益事业申请立案的政务流程具有参考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行业的挑战与回应——以ChatGPT为分析对象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然对当前社会各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通过回溯ChatGPT的发展历程及其运作原理可以发现,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比于传统的人工智能具有扩展性、复合性以及涌现性等特征,将其运用于教育行业的过程中将带来诸多机遇,包括个性化辅导、作文自动评分、语言翻译、互动学习以及适应性学习等。但其在嵌入教育系统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缺少人际互动、理解能力有限、训练数据导致的偏见、缺少创造性、对数据的依赖性、缺乏对背景的理解、个人化教学的能力有限以及学生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等风险,因此需要构建包括隐私保护原则、公平原则、透明性原则以及信息准确性原则在内的风险规制原则,并明确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仍然会因其无法全面理解具体的语境背景、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存在算法歧视风险等特点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教育行业的相关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予以充分重视,并合理协调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间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系统深刻的论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核心、制度构建、经济发展及文化认同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问题叠加出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的薄弱性、法治建设的滞后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宗教问题的敏感性等制约着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可以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增加制度供给与文化认同教育等措施来化解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从而实现边疆善治并能维护国家安全。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服务性权力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新面向

除了规制权力,法治政府建设还包含许多其他更为积极的内容。理解方式的变化根源于观念的变化,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保护公民权利的方式亦要与时俱进。这首先需要我们改进对权力的理解方式,即从一种消极理解走向积极理解,建构一种服务性权力观。根据这种权力观,我们应改进一系列认识:第一,权力日益呈现出积极性和多元性;第二,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有价值的选择,并消除无价值的选择;第三,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提供各种条件和机会;第四,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这也是保护个人权利的重要方式;第五,服务性权力观是对权力的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旨在保护个人更好地、更成功地实现个人福祉。

湄公河委员会本地化与湄公河国家的水治理合作

湄公河委员会是湄公河区域水治理的先行者与重要推动者之一。1957—2015年间历经“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湄公河临时委员会”和“湄公河委员会”三次重大变革,湄公河委员会最终形成了带有“弱制度性”和“域外影响”特点的系统性运作模式。随着自身水治理“自主性意识”的提高、多元化水资源开发需求的增加,以及与区域内新兴水治理机制竞争的加剧,湄公河委员会于2016年正式开启“本地化”战略转向,并在战略规划、决策机制、资源配置、知识生产等方面进行调整,以增强对湄公河水治理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在“本地化”进程中,湄公河委员会也转变了与对话伙伴、域外国家、区域组织的合作模式,其与中国的合作从呼吁加入到机制合作,与美国的合作从交流互动到伙伴关系,与东盟的合作由束之高阁到议题内化。这种由“本地化”催生的地区与国际合作模式转变,为湄公河委员会强化自身在区域水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与对冲大国水博弈带来了积极成效。这一案例也深刻反映出当前国际机制“本地化”的需求、可能与价值,及其与“国际化”相融共处的发展趋势。

风险与社会治理的对话逻辑:损之所在与法治所归

社会治理如何更好地回应现代社会的动态风险,这对二者的对话机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风险的出现对社会治理的决策发挥着指向标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实行社会治理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警,并对已出现的风险进行调整。二者之间需要保持良性的对话机制以寻求沟通的无碍。厘清其双方交互关系的发生方式,立足于构建两种逻辑模型,分别站在风险与法治的出发点,对此种始终保持在动势之中的对话进行画像,形成认识。从对策的角度,提取动态关系中的共识因素,并对噪声因子进行剔除,进而减低沟通成本投入,实现法治与风险交互关系的明晰化,为社会治理中法治面向风险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电子政务信息风险评价研究

面对电子政务信息运行时存在不同类型风险,设计基于多源信息融合的电子政务信息风险评价方法,以提升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性。采集引擎采集电子政务信息风险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将电子政务信息风险数据输入到二维卷积感知网络中进行特征映射、反卷积特征提取,从而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价模型。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备良好的电子政务信息风险数据预处理能力,可高精度有效评价电子政务信息安全风险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