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劳务代偿的证成及其展开

劳务代偿的适用并不遵循修复责任的归责要件,且无法实现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境的目标,其性质应为“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履行)方式”,而非环境司法普遍认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故劳务抵偿的对象不以修复费用为限。其适用范围应明确为“自然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量化的损害数额不大且该责任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案件。将劳务代偿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宜采用修改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模式明晰其适用条件、折抵标准、经济状况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同时需要探索建立劳务代偿执行方案制定和实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促成责任依法、全面履行。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难题与纾解之道——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996条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令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对其在学界和实践中的争议进行研究,发现该条存在责任属性不明确、对人格权外的精神利益保障不够完备以及相关标准界定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等问题。以责任竞合规则界定本条款有利于第996条与第186条的互相协调,对该条的“人格权”所包含的精神利益的范围予以适当扩大,能够使守约方的精神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对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细化,能够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更易于适用,也能使该制度更加完善具体。

论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

无效婚姻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证法上的确立始于《民法典》第1054条第2款,该损害赔偿责任在信赖原理的指导下构建,其责任成立要件与法律效果都应在信赖原理下统一考察。在信赖方信赖的合理性程度与责任方的可归责性程度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可得出责任成立的构成要素:信赖婚姻登记的效力,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婚姻无效的一方为无过错方;有重婚情事、未达法定婚龄或者明知具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一方为无效婚姻中的责任方。就损害赔偿的范围而言,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损害有同时获赔的可能,因婚姻无效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司法检视与反思——以涉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受害者因精神利益减损而获得的金钱补偿,在受害者损失明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而在侵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中存在拒斥与容受两种观点;刑事与民事法律体系的规定也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对该项主张一般不予受理,而后者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观点。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中广泛出现了同案异判的现象。文章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归纳梳理出两种观点在司法中的具体表现及法律适用的区别。通过批判性分析拒斥观点的弊端及容受观点的正当性,进而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进行完善。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论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

鉴于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少、缺乏成熟经验、观点不一等现状,简析国防专利与普通专利的区别,说明现实中国防专利司法保护的困境和争议的观点,分析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论证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的正当性。国防专利制度包含相应法律规范,为司法救济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国防领域内公开换保护原则符合促进国防技术发展的目的。国防专利信息交流措施为国防技术实施主体提供了履行注意义务、查阅国防专利信息、避免侵权的可能。给予国防专利司法保护,制止侵权行为,让权利人获得经济赔偿,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国防安全的价值取向及专利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目的。

未登记不动产抵押合同中抵押人法律责任探究——基于相关规范之比较视角

未登记不动产抵押合同中抵押人责任实质为违约责任。违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担保制度解释”第46条与《民法典》第593条之规定相冲突。若认定抵押人应承担补充责任,则意味抵押人通过违约取得了先诉抗辩权,较之抵押权有效设立状态下的责任反而有所减轻,侵害了守约方之权益;若直接认定抵押人承担连带责任又无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之依据。在不突破现有违约规则,又避免抵押人仅承担补充责任对债权人之损害,可考虑基于违约补救规则,以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案例明确债权人可请求抵押人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予以补救。

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利益,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前或者为了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应以预防性责任为主,提高侵权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注意义务,与事后赔偿性责任相比,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效。本文以预防性责任为视角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进行论述:第一,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第二,明晰预防性责任的内涵概括、生态环境损害适用预防性责任的特殊性,总结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第三,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以期预防性责任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领域。

论合同解除后返还清算与违约责任之衔接——以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为分析对象

要合同因违约解除后,标的物的变化在逻辑上可分为利益维持型、利益增量型与利益损耗型。增益的分配与损耗的承担皆需要实质理由。由于《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在文义上未体现任何评价因素,该款本身无法提供分配增益或承担损耗的实质理由。又因为返还清算的法效果对称发生,双方的返还皆等价对应,不妨限缩返还清算的法效果,故将分配增益与承担损耗的重任交与足够考虑合同履行情况的违约责任规范。这样一来,恢复原状的法效果仅为请求对方返还已方的给付,且该返还以能够返还者为限。恢复原状的独立意义在于为守约方提供了一个反悔至合同缔结前的机会。增量利益的分配需交由履行利益标准判断。无法返还者皆纳入价值偿还的范畴。在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价值偿还的基准应采主观说。判断价值偿还的思维方法是先进行价值偿还,进而依《民法典》第584条检验,考察已方的价值偿还是否由对方违约所致。若是,则已方的价值偿还之债便可与对方的违约损害赔偿之债相互抵销,意味着已方的价值偿还责任相应全部或部分免除。

民法典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的民事责任

性侵行为的构成应当考虑对性侵行为的具体界定和对未成年人意愿的规范评价,其侵害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权及身体权、健康权。未成年受害人有权诉请侵权人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91条规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时效起算点,应解释为延后至未成年人年满22周岁之日。第191条属于时效起算的特别条件,其不排除第188条的适用。第191条与第190条构成部分竞合关系。

论中国空间站交叉豁免责任制度的构建

交叉豁免责任制度在国际空间站的适用,既规避了国际空间站部分管辖权争议的难题,又避免了国际空间站成员国及相关实体之间的讼累。在外空活动的法律框架下以及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与营运实践中,交叉豁免责任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责任分担制度,并在空间站领域得到广泛适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完成空间站建造的航天大国,在制定中国空间站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时,可以借鉴已在国际空间站证明其实用价值的交叉豁免责任制度;但基于中国空间站与国际空间站之间的差异,应对该制度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如此,则既可以使中国空间站参加主体时刻保持审慎态度以减少损害的发生,建立多模式交叉豁免责任制度及与之相配的多元化救济途径,又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及相关实体参加,从而促进中国空间站的国际合作。

论《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4、1235条授权满足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运用民事法律责任手段追究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或一般注意义务的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害行为要件上,除了将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认定为侵害行为之外,法院还可以将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行为认定为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侵害行为。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1234条中的“能够”和“修复”分别解释为“技术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够”和“基本修复、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以便推动生态环境实物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切实依据,以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

《民法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司法适用——基于《民法典》生效后202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民法典》第996条系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守约方可直接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无需再绕道侵权之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为前提条件,也适用于其他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应以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判断标准,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三个维度判断具体合同纠纷是否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夫妻忠诚协议之法律效力与法律责任探析

忠诚协议是指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后,以书面形式约定双方互负忠实义务,若因一方的不忠行为导致离婚,则需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赔偿金或违约金的协议。目前对忠诚协议的法律属性及法律效力等问题尚存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认为该协议是抽象的法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化表达,本质为非典型合同;协议是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与公序良俗,满足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因此应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将其纳入法律调整范畴,赋予其法律效力;协议虽有身份协议之外观,但其核心是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协议的可执行性依赖契约理论支撑,因此在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侵权责任,以切实保障婚姻无过错方的利益,实现弘扬家庭美德、树立优良家风的立法目的。

论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法,使之成为环境法领域的新责任形式。根据法律解释,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具备可适用性。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既符合我国实践惯例,也能起到惩治恶意违法与警示社会的作用。目前,部分案件还存在惩罚性赔偿计算有误、溯及力有争议的问题,各案的惩罚性赔偿倍数与数额差距较大。因而,未来应适当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逐步完善惩罚性赔偿的各项具体标准,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与相关抵扣、豁免规则,以更好实现惩罚性赔偿的公益保护功能。

论精神利益合同的违约救济途径——基于《民法典》第996条解释的视角

对于期待利益中包含精神利益的合同而言,一方违约使对方精神利益遭受损失时,受害方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尚存争议。基于合同的特征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该类合同中受害人能否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当债权人的正当期待利益为纯粹精神利益时,该精神利益始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996条中的“人格权”应当包含一般人格利益,债权人所期待的纯粹的精神利益应当纳入其中。故在纯粹精神利益合同中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受害方可依照《民法典》第996条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司法适用分析——以《民法典》生效后364个合同纠纷案件为例

《民法典》第996条规定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该条款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一方未履行或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对方在除经济利益外的方面遭受精神上的伤害和困扰时,守约方可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无需再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与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不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守约方人格权受到侵害为前提条件,并且可以适用于其他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相关合同是否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应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等维度进行评价。具体而言,当事人应根据合同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来预见违约可能导致的精神损害,只有当合同中存在以上因素时,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目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法官在司法裁判时会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判断。

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之精神损害问题研究

鉴于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制度对全社会传播正义的价值与公平责任制度守望互助的基本理念最为契合,因此见义勇为受益人适当补偿宜定性为公平责任的具体适用情形之一。由于精神损害结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结合见义勇为者亟须优待的社会需求,应当将精神损害纳入受益人适当补偿的损失范围。关于具体的精神损害补偿路径,应采取多样化的救济机制,并且对精神损害补偿数额加以限制,实现见义勇为者和见义勇为受益人双方利益的平衡,为《民法典》时代中见义勇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行性的解释论方案。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实践研究:现状、困境与建议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划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的难点。对22宗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赔偿义务人和因果关系判定困难、赔偿义务人对责任承担存在异议、磋商困难,以及磋商和诉讼衔接不畅是该类案件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案例实践经验,解决该难题需在规则层面进一步明确赔偿义务人的范围、细化部分磋商成功的诉讼规则,在实践层面加强对调查、磋商和诉讼环节的把控。为落实“应赔尽赔”原则,及时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