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s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of Oil Spill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marine oil spill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threaten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safety of China. In the event of oil spill, oth-er than taking the necessary emergent measures aiming specifically at the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using legal means to assure that the damage liabilities are borne by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re also very neces-sary. This paper advances fiv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for ecological legal compens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gisl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e laws on compensation of oil spill polluting marine ecosystem. These fiv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tus of juristic action in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plaintiff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le-gal actions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assessment technical standard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cope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中劳务代偿的证成及其展开

劳务代偿的适用并不遵循修复责任的归责要件,且无法实现等值重建或更换受损生态环境的目标,其性质应为“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责任承担方式的执行(履行)方式”,而非环境司法普遍认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故劳务抵偿的对象不以修复费用为限。其适用范围应明确为“自然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量化的损害数额不大且该责任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案件。将劳务代偿作为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宜采用修改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模式明晰其适用条件、折抵标准、经济状况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等,同时需要探索建立劳务代偿执行方案制定和实施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促成责任依法、全面履行。

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法理性审视及应对策略

日本核污水排海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海洋生态损害的广泛关注与担忧。该行为不但违反了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及其东京电力公司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日本核污水排海海洋生态损害责任的归责以及责任主体成为后续事态发展的研究重点。就归责原则而言,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责任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就责任主体认定而言,虽然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当共同承担核污水排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但责任主体实质上归属于日本政府。鉴于核污水对海洋生态损害的长期性和不可逆性,应重视推广海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预防性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建立国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以促进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转型、维护相关利益国正当海洋权益。

海洋生态损害和管理政策响应:生态生产函数构建与补偿政策设计

识别影响人类福利的海洋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的关键因子及其关系,建立紧密联系生态变化和人类福利的海洋环境管理政策并对海洋生态损害行为进行针对性调控,有助于实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可持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目标。通过构建联接生态投入和服务产出的生态生产函数,刻画海洋生态受损和人类福利变化间的关系;筛选海洋生态损害表征要素并进一步解析受损要素特征;分别从货币补偿和生态修复双层面设计海洋生态管理响应方式。研究结论有助于搭建从损害要素到补偿政策的因果链条,从而为海洋生态损害的责任认定、货币补偿与生态修复方案选择提供标准化、业务化的技术支持。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兼析《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14条第2款

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学界有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和私益诉讼说等不同观点。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的立法脉络、具体内容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为了维护海洋环境资源所有者国家的利益,由海洋监管机关履行海洋生态环保行政职责而提起的诉讼,其性质应为国益诉讼。鉴于第11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诉讼性质仍然模糊,建议修改第114条第3款,采用“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表述,以有别于第2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进一步明晰这两款所规定的涉海环境诉讼的性质。

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船舶活动可能引发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这就需要制定和完善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手段鼓励相关责任人更加谨慎地操作船只,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结合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论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分析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履行原则及构成要件,并提出我国船源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

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利益,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前或者为了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应以预防性责任为主,提高侵权行为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注意义务,与事后赔偿性责任相比,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效。本文以预防性责任为视角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进行论述:第一,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第二,明晰预防性责任的内涵概括、生态环境损害适用预防性责任的特殊性,总结预防性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纠纷中的适用困境;第三,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以期预防性责任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领域。

论《民法典》中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4、1235条授权满足规定条件的机关和组织运用民事法律责任手段追究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或一般注意义务的侵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侵害行为要件上,除了将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认定为侵害行为之外,法院还可以将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行为认定为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的侵害行为。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1234条中的“能够”和“修复”分别解释为“技术上、经济上和法律上都能够”和“基本修复、补偿性修复和补充性修复”,以便推动生态环境实物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为虚拟治理成本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生态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运用提供切实依据,以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货币赔偿责任的司法适用。

用海项目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测算方法概述及应用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将用海者的外部损害成本内部化,由此抑制海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比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更具有明显的管理绩效优势。在总结分析相关基本概念、补偿责任、补偿方式等关键要素的基础上,提炼了更易于政策设计操作的用海项目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并以广东省为实证对象,建立了完整用海方式分类体系下的区域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以期为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制定科学、高效、可行的海洋生态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实践研究:现状、困境与建议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划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的难点。对22宗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赔偿义务人和因果关系判定困难、赔偿义务人对责任承担存在异议、磋商困难,以及磋商和诉讼衔接不畅是该类案件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案例实践经验,解决该难题需在规则层面进一步明确赔偿义务人的范围、细化部分磋商成功的诉讼规则,在实践层面加强对调查、磋商和诉讼环节的把控。为落实“应赔尽赔”原则,及时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与适用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生态环境修复得到了实体法上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从逻辑上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应当以法律性质的明确为前提。结合《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和体系安排,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传统民法理论上恢复原状责任的环境法延伸,在《民法典》中写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这一公益性质条款体现出公私法协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价值归旨。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应当结合生态环境修复成本限度的科学前提,明确履行时限,统一修复标准,完善监管体系,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起规范意义上的现实路径。

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及内涵解析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的快速膨胀,我国海洋与海岸带生态资源破坏日益严重,影响了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补偿是我国实现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但是现有的海洋生态补偿政策远远不能满足指导我国海洋生态建设的需要。文章详细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生态价值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环境正义论。鉴于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与外延缺乏统一的认识,文章首先从生态学、法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对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提出海洋生态补偿应包括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与海洋生态建设补偿;其次对海洋生态补偿补偿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与界定,认为海洋生态补偿应为对初级生态损害的补偿,并将损害海洋生态的方式分为海域使用中的损害、过错行为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与历史累积污染造成的损害。为进一步指导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文章对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对象、客体、本质、标准和方式等关键要素进行界定,初步构建了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技术框架。本研究将进一步拓展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领域,为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海洋工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以厦门杏林跨海大桥为例

随着海岸带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程度的加快,日益增多的各类海洋工程已经或者正在损害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即让生态损害责任方承担生态损害的全部成本,是解决海洋生态损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建立了海洋工程生态损害评估框架和生态损害补偿标准估算模型,并成功运用于厦门杏林跨海大桥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在2%的贴现率下,杏林大桥生态补偿标准为1739万元,远高于政府实际征收的补偿金额600万元。该评估框架信息需求量小,成本低且简单易行,在小规模海洋工程的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生态损害补偿与赔偿的科学及法律基础探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经济手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重视。由于受到学科范畴的限制,学术界和管理界对生态补偿的内涵、经济性质和法律性质还存在许多争论,关于生态损害的科学含义及与之对应的补偿与赔偿的法理基础尚有待完善。本文旨在梳理生态补偿的相关术语,探讨生态损害及损害补偿与赔偿的科学含义、法理差异及法律制度,从而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论文首先从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以及法学三层面对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分析,并在探究生态补偿实践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提出生态补偿至少包含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补偿与生态损害赔偿三个方面的内容;其次,文章对生态损害的科学和法律含义进行了辨析,提出:1)生态损害补偿中的生态损害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由的自然资源的损害,即初级生态损害;2)从法学角度来看,生态损害可分为过错行为导致的生态损害、非过错行为导致的生态损害以及历史累积污染导致的生态损害;3)补偿与赔偿在法理上存在发生的基础、性质、承担责任的时间、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程序等方面的差别;4)在以上基础上,论文探讨不同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的责任方应当承担补偿/赔偿责任。第三,论文从归责原则、责任主体、补偿/赔偿范围、方式以及补偿/赔偿金额的计算等方面对建立和实施生态损害补偿与赔偿的法律基础和制度进行了论述与分析。最后,论文提出了完善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政策建议。

论国家索赔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责任

目前关于国家索赔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主要包括归责原则、构成要件、损害范围和赔偿范围、赔偿责任限制等四个方面。国家索赔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对破坏海洋资源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和因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进行区别对待而采用二元化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目前我国在赔偿范围方面还很不完善,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将来制定政策或立法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赔偿范围和有关责任限制的规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多重责任之比例审查探讨

随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5年在我国的试点实施,当事人因同一环境损害行为承担多重责任所引发的不同责任间的折抵问题日渐突出。为防止责任累积导致过度惩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与补救目的没有合理关联的民事责任视为刑事惩罚,从而受到双重危险条款的禁止,随后放弃了民事、刑事的性质区分,转为对多重责任进行比例审查。在我国,刑事、行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虽在性质、功能上有异,但因存在重复计算环境修复费用的风险,使累积起来的总和责任有可能过度。为此,基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补充性,政府在后续索赔中只能就不足额的部分主张环境修复费用。同时,有必要在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环境责任制度的背景下,进一步理顺三种责任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执法领域中多重责任的比例性问题。

关于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思考——以“康菲溢油”事件为视角

我国当前立法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模糊且索赔主体的范围狭窄,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导致多个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的冲突,不利于保护海洋生态损害案件的受害人,也不利于保护海洋环境。应当扩大我国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的范围,将检察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都纳入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索赔主体范围,以充分地赔偿油污受害人的损失,进而保护海洋环境。

浅谈构建我国的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制度

我国立法方面尚没有专门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只是在一些部门法和政策性文件中有若干原则性规定。就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比较集中在海洋领域的法律和条例中,加之海洋的特殊性,当前在海洋领域试行建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是现实可行的。构建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制度是保护海洋生态以及确保赔付实现的重要环节。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陆域、管辖海域从事海洋开发和利用活动,或者可能引发突发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从而导致海洋生物物种、种群、群落、生境及生态食物链的损失,海洋环境功能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减弱的各种行为。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的关键问题探讨

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建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文章从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相关概念界定出发,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在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核算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探讨了当前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确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晰了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内涵及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与"生态损害赔偿"的联系与区别,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的货币化补偿标准和生态修复标准的优缺点及适用领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未来应从两方面着手开展研究:一是海洋生态损害货币化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研究;二是生态修复补偿的适用范围、理论及应用研究。灵活选择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确定方法,实现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