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n diversified socialized relief system for solving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Nowadays,facing severe environmental threats and frequent pollution accidents,China is forc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how to relieve the damag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way during the subsequent treatment.Since environmental damages nowadays are indirect,latent,and complicated,the traditional civil remedy by individuals is no longer an ide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Therefore,a new system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jured party.Under the title of"Analysis on Diversified Socialized Relief System to Solve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this essay adopted several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document research,comparative analysis,specific normative analysis,and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analyze systems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compensation fund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s,special deposits in advance(sinking fund),etc..The analysis aims to help build a diversified socialized relief sys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 to solve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基于随机系数Logit模型的专利价值评估研究——以主动降噪技术为例

[研究目的]从分析专利价值入手,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围绕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定量研究,为评估专利价值提供有意义的知识增量。[研究方法]基于实证产业组织理论,采用随机系数Logit模型,以无线蓝牙耳机主动降噪(ANC)技术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该技术遭受侵权的反事实情形来估计经济指标变化,由此评估专利价值及侵权赔偿比例。[研究结论]专利侵权企业的行为产生了反竞争效应,提升了企业垄断势力,挤占了其他耳机企业的生存空间,也对潜在进入企业形成了进入威胁。蓝牙耳机价格中约有4.06%源于ANC专利标识。如果发生ANC专利侵权,赔偿额度应是侵权企业利润的2.6~2.8倍。该方法利用市场数据在均衡框架下评估专利价值,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植物新品种权非法代繁侵权行为分析——基于(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判决书分析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植物新品种权是保护育种创新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而非法代繁侵权行为是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一种典型行为。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种业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案件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侵权主体混杂、行为隐蔽、取证困难和赔偿数额认定难等复杂问题。因此,需通过行政和司法合力保护、科学分配举证责任、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相结合的完善对策来纾解困境。

专利侵权诉讼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2016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时赔偿额、诉讼费用以及案件审级等诉讼细节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以往承担的诉讼费用越高,即企业越倾向于采用专利侵权诉讼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且相比成熟期企业,诉讼费用对初创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另外,赔偿额会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案件审级对企业技术创新无显著影响。针对不同成熟度企业提出相应的专利侵权纠纷解决建议。

“双碳”目标下气候变化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司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基于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全球性、累积性、科学不确定性,可以推导出气候变化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手段的风险预防性及其诉讼路径选择的政策性。在中国现有环境司法框架中,环境侵权诉讼对气候稳定权益的公益性定位出现偏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尚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形力所不逮。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益,制度初创即将“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纳入救济范畴,是构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适宜载体。构建中国特色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还应从优化责任承担方式、贯彻风险预防原则、适度扩大受案范围等方面予以必要调适。

商标恶意诉讼的民事规制路径研究——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形成对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机制。一方面商标恶意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理论界和司法界对于商标恶意诉讼还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利于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在立法规范层面,应健全立法规制体系,可从健全相关立法、细化赔偿规则以及设置民事抗辩权入手;从司法实践角度,应优化司法规制程序,考虑以注重庭前审查、谨慎启动临时保全措施以及建立统一的司法识别标准为切入点。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001、第1045和第1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论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

鉴于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少、缺乏成熟经验、观点不一等现状,简析国防专利与普通专利的区别,说明现实中国防专利司法保护的困境和争议的观点,分析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论证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的正当性。国防专利制度包含相应法律规范,为司法救济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国防领域内公开换保护原则符合促进国防技术发展的目的。国防专利信息交流措施为国防技术实施主体提供了履行注意义务、查阅国防专利信息、避免侵权的可能。给予国防专利司法保护,制止侵权行为,让权利人获得经济赔偿,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国防安全的价值取向及专利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目的。

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环境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损害,公民维权难上加难。分析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判决现状,发现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立法层面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司法能力不完备等问题。从环境人格权纳入《民法典》人格利益、《环境保护法》明确价值理念方面完善立法体系;从细化“严重后果”认定、合理分配多方举证责任方面完善法律制度;从鉴定机制建设、加强法官审判质效及技巧方面完备司法能力,以期更好地加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保护。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论证

《民法典》第1232条明确惩罚性赔偿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引发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及数额计算等方面的分歧。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具有环境公私益的双重法益特性,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和环境私益侵权。对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可以违法行为的外显予以认定,合理地解释环境公私益主体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资格。基于环境公私益追求不同的制度功能,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在不同的法益中设定不同的计算基数和计算倍数,即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要适度运用惩罚功能,设定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2倍以内;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则在不超过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范围内谨慎地扩大倍数惩罚,发挥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通过化解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矛盾之处,为其数额计算奠定合理适用基础,补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缺口,全面救济环境公私益。

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研究

惩罚性赔偿制度因其独特的功能在我国商标侵权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司法实践中却较少适用,代之以大量法定赔偿。其主要原因在于:立法上构成要件模糊、基数幅度难以确定,司法上商标权利人举证困难和损失难以计算等。可以从明确构成要件、处理好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关系、明确计算基础关系等方面完善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助力辽宁智造强省建设为视角

实施辽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智造强省建设对我省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300份司法文书,可以更为直观地发现辽宁省涉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类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存在法定赔偿适用比例偏高、社会公众对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的赔偿额认可度偏低等实际问题。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为出发点,构建以知识产权商业价值为基础的赔偿额量化体系,细化完善适用法定赔偿的举证和证据采纳规则,加强法定赔偿考量因素的庭审调查辩论和裁判文书说理,实现法定赔偿社会化,可以更好地解决当前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助力辽宁加快推进智造强省建设。

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困境与对策——基于448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商标法》第63条规定,可以对具有主观恶意且情节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处以惩罚性赔偿。通过对近几年商标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商标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未得到充分适用。究其原因,并非仅仅是侵权行为不存在恶意或者情节不够严重,更为重要的是法定赔偿的泛化适用导致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难以确定。为了充分发挥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效,应厘清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将法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之一,在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中构建起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和法定赔偿用于填平权利人损失,惩罚性赔偿用于惩罚恶意侵权人的二元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体系。

我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实施效果及法定赔偿数额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8条,拟对专利侵权赔偿制度进行重大修改。但是,自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专利侵权赔偿制度实施效果如何,一直以来缺乏实证研究。[方法/过程]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318份专利侵权赔偿判决书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现行专利侵权赔偿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研究影响法定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结果/结论]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专利法》第65条的立法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是专利质量和案件复杂程度对法定赔偿数额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24个地区专利侵权案件的实证

以中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3家法院判决的专利侵权案件为样本,对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类型、专利侵权行为数量、请求赔偿额、东部地区变量对赔偿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侵权时间、侵权人数、年份变量对赔偿额没有影响,最后,针对专利权人举证、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之问题及破解

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采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适用前提虚化、酌定情节泛化,且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还存在重复赔偿情况。正确适用法定赔偿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调整适用条件,恰当分配举证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强化法定赔偿的惩罚功能,但同时应避免重复赔偿。

专利侵权诉讼适用法定赔偿的博弈分析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确定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时,我国存在着大面积、广范围和高频率地适用法定赔偿的现象,并产生了专利侵权赔偿数额偏低的问题。基于民事诉讼构造理论,运用博弈的研究方法,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149份专利侵权二审民事判决书为样本,分析我国司法实践偏好法定赔偿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发现:法定赔偿泛滥的重要原因,是部分权利人主动选择、被控侵权人消极默认和部分法官优先适用法定赔偿三方共同博弈的结果。

论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领域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早期仅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特有制度,具有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通过考察惩罚性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侵权领域适用的变迁,本文就其在我国侵权法领域适用的合理性与适用的条件、范围、赔偿额度等若干问题略作探讨。

专利侵权损害中不宜引入惩罚性赔偿

民事司法主要依照补偿性赔偿原则进行损害赔偿确定,而惩罚性赔偿原则仅被确定在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相关的法律关系中。作为侵权高发领域,专利损害后的足额赔偿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补偿性赔偿对专利权人不能有效止损,有学者建议在实践中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但这种提议也有很多理论上无法周全和实践中无法有效应用的不足,而且忽视了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技术追赶型国家的国情。因此,要切实保障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还是应该在现有立法框架内寻求方法,惩罚性赔偿不是维护专利权人财产的绝佳方式,也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各种规则之间往往不存在共通的理论指引,实践中经常从不同理念出发对各种规则进行论述,其中不乏相互抵触的情况,很难为实务提供有效的指引。鉴于此,应将现有的各种规则依“损失填补性”与“侵权制裁性”予以类型化。其中在“损失填补性”计算方法的适用上,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以及法定赔偿四种计算方法作为“损失”的金钱衡量,分别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抑制侵权的制度目的;而在“侵权制裁性”计算方法的适用上,除须明确其适用的实体要件外,仍有必要协调民事、行政与刑事程序,防止双重制裁等过度抑制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