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解密档案的整编与使用——以《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年)》为例

档案文献始终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俄罗斯最近公布和出版的《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年)》,是研究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的依据。该书编辑者和出版者利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国家档案馆的馆藏资源,对已经解密的1920—1922年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文件进行整编,并出版了档案文献集。此档案文献集成为探究苏联远东政策,尤其是中共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依据。

“采诗观风”:中唐新乐府诗人对诗歌舆情功能的张扬

先秦曾出现过“采诗观风”的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诗歌发挥舆情功能。中唐新乐府诗人倡导恢复“采诗观风”制度,并创作具有舆情意义的诗歌,这类诗作每每带有“报道”新情况的意味,形成独特罕见的意象群。

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档案的“发现”与公布

档案的“发现”,是一种极有意思、极有意义的过程,通常能够带来“不可言说的欣喜”。档案的“发现”分为馆内和馆外两部分,馆内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资源的收集工作,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档案资源的挖掘工作;馆外部分要求各档案馆做好档案征集工作,通过加强档案宣传工作、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以及做好对外交流合作将留存在民间或散落在国外的档案征集进馆。各档案馆必须强化政治引领、把握时势走向,加快档案数字化进程、加大档案开放工作力度,同时注重档案宣传教育、强化档案资源管理,方能使档案的“发现”与发布收到事半功倍之良效。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五种丛编本汉魏六朝人集编刻考论

张溥编《百三名家集》以《七十二家集》为基础,而《七十二家集》又受到汪士贤所辑三种丛编本的影响。汪士贤所编三种丛编本以《二十一名家集》为最早,《诸家文集》增刻《梁昭明太子文集》和《总论》,其余各集据此编重印。《诸名家集》则以《二十一名家集》为底本而重刻,从而釐清了各丛编之间的版本关系,同时订正了版本著录中存在的讹误。根据张燮所撰《凡例》及致友人信札,阐述了《七十二家集》的编纂和刊刻情况。《百三名家集》存在随文附刻句读的特点,此当属该编影响远逾《七十二家集》的原因之一。

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

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可以大致归纳为采诗观风制度、吏民上书制度、朝议制度和官员巡查制度。采诗观风是一种古老的舆情收集方法,目的是观风察政,通过它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俗,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吏民上书言事也是执政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具有多种形式;朝议也叫集议,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舆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众舆情的中介;官员巡查则是官方主动收集民间舆情的重要措施,每一种巡查方式都会根据需要探访的不同的舆情信息采取或"明察"或"暗访"的手段。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对我国古代的舆情制度进行梳理,无疑是对于我国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对三家《诗》辑佚的系统反思

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历代学者对三家《诗》进行辑佚的时候,也在对辑佚方法展开反思,然而这些反思意见都缺乏系统性,也就把握不到关键。三家《诗》辑佚的错误,首先根源于辑佚观念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好奇""执著""逆反"三种不良心态。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辑佚方法,或是对材料的选取过宽导致泥沙俱下,或是对材料的师法归属做出了错误的判定。最终,这些都表现为三家《诗》辑佚著作在编纂体例上的错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李益诗歌研究述评

李益是中唐前期的著名诗人,近20年来李益研究逐渐深入。学界在李益生平事迹的考证、诗集的整理、作品真伪考辨以及李益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李益研究也存在着考证结论缺乏确凿证据,部分研究建立在前人颇多瑕疵的结论之上,选题立论及论述单一重复,部分领域无人涉及等问题。李益研究拥有广阔的前景,有待于学者去挖掘和探索。

岭南地区明诗选本编纂综论

明代岭南诗坛风起云涌,繁荣兴盛,为此明清及民国时期编纂出大量的明诗选本。这些选本除了在体例、目的和思想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编纂特点外,在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岭南诗坛的发展等方面还体现出很高的诗学价值。因而通过宏观考察岭南明诗选本,认识其编纂的特征与价值,可以为后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全宋词》葛长庚部分订补

南宋道士葛长庚传世有丰富的诗、词作品,其传世诗文集亦见有多种版本。《全宋词》葛长庚部分主要根据《彊村丛书》本《玉蟾先生诗余》录入,基本未以其他版本对校,导致不少问题。除失收五首以外,所收诸词作又往往沿袭底本之错讹,且有误改、误析等现象。

宋代词集的编纂方式及传播效应

宋代词集的编纂方式和目的不同,其传播功能和效果也各具特点。词人自己或子孙、门人编纂的别集质量较高,易于流传,书坊编刊质量良莠不齐,对词集传播有正负两方面影响;词选对部分词人具有彰显或遮蔽功能,词选自身传播也有冷热、显隐之别;词集丛编容易获得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三者从不同层面共同促进了宋词的保存和传播。

李吉甫编纂的诗文总集考论

李吉甫是唐代有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也是中唐很有贡献的编纂家。然而,哪些诗文总集乃其编纂,学界颇有异议。而且,其编集特点与地位也没有得到深入的认识研究。据本文考,李吉甫编撰的诗文总集有《古今文集略》《国朝哀策文》《梁大同古铭记》《丽则集》《类表》五种,其编选文体具有复杂性、编选范围具有宽泛性、编选方法具有多样性、编纂目的具有明确性。在唐代诗文总集编撰史上,李吉甫有其特殊的地位与影响。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编纂、刊刻与传播的背景考察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编纂、刊刻与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人文集的传播,对北宋文学的繁荣、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坛风貌的变迁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就背景层面而言,对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编纂、刊刻与传播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主要有北宋最高统治者的积极提倡、亲身参与和大力推广,北宋时期大型文集的编纂活动,北宋时期文人的聚书、藏书,北宋前期的刻书活动等多方面的因素。

中国内地华文文学文献资源建设现状与问题探究

华文文学是中国内地30余年来新兴又蓬勃发展的学科。内地学界通过有计划、成规模的选集、丛书、大系等形式组织和留存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成果,体现了华文文学文献整理出版的自觉意识。但华文文学文献在内地高校图书馆的公共收藏体系中呈现为散点、随机的自发状态,这影响华文文学的大众与学术传播,制约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加强华文文学文献资源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文章并提出构建完善的华文文学文献资源体系的对策。

《朱氏传芳集》的编纂特色与史料价值

内、外集平分秋色与撰写人物履历目录,是《朱氏传芳集》最大的编纂特色。其不仅是广东南海九江朱氏族人的作品集,更是外乡人写赠朱氏族人的作品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岭南名儒朱次琦、岭南诗社和南园诗研究的深化、拓展,是其史料价值的主要体现。

陈焯《宋元诗会》的编纂特点及其评价

陈焯《宋元诗会》编纂体例承近效钱谦益《列朝诗集》,远仿元好问《中州集》。其特点是以诗存史,表现在排序以帝王为先,收罗范围广备,诗人小传详备精致。王士禛对《宋元诗会》评价不置一辞,实际评价不高,多由其编纂体例所致。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以诗为性命”意识视域下的清诗繁荣

"以诗为性命"视域下考察清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就会很清晰地发现:清代诗人往往将其诗歌创作视为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清代诗人对待诗歌创作,既表现出一种尽职尽责的真诚态度,又体现为一种尽心尽力的执着追求。应当肯定,清诗的繁荣与清人"以诗为性命"意识有着更为直接而重大的关联。正是在"以诗为性命"意识的推动之下,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越来越重视诗集的编订与刊刻,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数量大而流布广;另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举办集会越来越频繁,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质量高而受众多。

《中国善本书提要》辨正四则

通过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汇辑舆图备考全书》、《钦定国史列传》、《宋文鉴》四书的论证,纠正了《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相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