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Pre-war Deposits”

At present,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e issue of“pre-war deposits”in the banking industry mainly focus on the problems of inflation during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during the war,the demobilization,reorganization,and currency reform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fter the war,and so on.The direct related researches are few and focus on the disputes between depositors and banks.Although some archival materials and newspaper materials have been excavated,various kin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excavated.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ion.Therefore,to deepen the study of“pre-war deposit”,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and utiliz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expand research fields,expand research horizons,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multi-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经历了初创、初步发展、以俄为师、艰难探索、恢复与重建以及深入发展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期问题等方面获得了积极进展。新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凸显学科自主发展意识、优化研究队伍建设、加强学科史料挖掘工作,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借鉴。

工业设计史课程双线教学研究与实践

将工业设计史教学内容结构化为史料和设计发展规律两部分,并按照时空明线和逻辑暗线进行贯穿,以适应学生认知规律,这有利于将课程内容完整、有序传达,促进教学效果提升,同时对学生系统化、结构化思维的建立起到一定示范效应。

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若干思考:个体与学科的双重自觉

从史料学的意识觉醒,到史料学的倡导、建设与发展,中间似乎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个体的自觉,到学科的自觉;从理论的探讨,到全面的建设。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也大致如此。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学,是学科建设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刚性要求。

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八十年来华南高校内迁史料整理与研究

华南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南高校内迁史料的收集整理,自抗战时期即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目前,相关史料的整理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与遗憾。整理和编撰完整而系统的综合性华南高校内迁史料既有助于推进抗战时期华南高校内迁史的研究,亦有助于推进整个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史研究的深化,非常必要且完全可能。

乾隆时期河北地方志民俗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为例

地方志作为全面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资料性文献,对于研究本行政区域历史有着无法替代之意义。地方志编修工作经历了长期发展,至清代进入方志编修的鼎盛之时。对乾隆时期刊刻《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的民俗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从婚嫁丧葬及岁时节礼两个角度对清乾隆时期河北地区民俗音乐文化发展状况作出分析,并探讨音乐在其中的功用意义,进而来思考当下民间礼俗的传承与复兴,对于促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意义。

陈波儿生平大事的两点订正与补充

陈波儿研究,进入新时期之后多为同时代人、亲历者的回忆。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波儿传记《明星、战士、人民艺术家陈波儿传略》(以下简称《传略》)的出版外,她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明星、女界活动家、革命女战士、延安时期的话剧编剧、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几乎不被学界关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虽有所突破,但基础性史料方面仍有挑战,《传略》仍是当前陈波儿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以《传略》为中心通读其他文献,发现关于陈波儿生平大事的一些史实,存在众说不一的情况,流播甚广。其一是关于陈波儿出生的年份,其二是关于陈波儿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的时间,这两点有必要梳理以止其讹,为陈波儿生平大事订正。

周宪文与台湾文献的整理

在战后初期台湾地区文献资料大量散供的情况下,经济学出身的周宪文在转任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之后,为了满足台湾地区研究的需要,耗费二十余年精力主持编印《台湾文献丛刊》,成为当时最大、最全、最系统的一部文献汇编。依现在的学术眼光看,《台湾文献丛刊》虽有些许不足之处,但对于推进台湾地区研究尤其台湾地区历史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宪文经世致用的治学理想、客观求真的治学态度和爱憎分明的家国情怀,在整理台湾地区文献的过程中得到一定彰显。他不仅是台湾地区经济史研究的拓荒者,更是学术研究的铺路者。

孙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孙犁研究虽已相当成熟和深入,但成熟的研究范式和丰富成果也使目前的研究存在观点固化和视野狭小的问题。总体看,孙犁研究随时代进程展现出阶段性变化,1950—1970年代的研究一方面突出政治立场与阶级观念,一方面又以批评化方式总结出孙犁抒情、诗意化的文学风格;1980年代的孙犁研究着重对作家主体和文学本体的分析;1990年代的研究及时跟踪孙犁的晚年写作;21世纪以来的孙犁研究形成孙犁与革命之关系、新老孙犁的转变、晚年孙犁等几个研究热点和对话框架,显示出孙犁研究的主要走向。孙犁研究的突破首先需要“历史化”视野,对其创作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其次在材料的使用上,要细读文本,发掘已有材料包蕴的文学史问题,同时要借鉴新见史料,发掘与孙犁相关的文献资料;最后需要新视野的引入,如对孙犁的外部研究及其阐释史、接受史的研究。

海内外滇缅抗战史料编纂出版述略

海内外滇缅抗战史料记录滇缅抗战时期中、日、美、英等各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情况,是研究二战中缅印战区相关史实的重要史料。文章在分析滇缅抗战史料的概念、构成与价值、保存现状的基础上,简要评述了中、日、美、英等参战方编纂出版的滇缅抗战史料汇编成果,并针对目前编纂出版的不足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展望,期望能对滇缅抗战史料的开发利用和整理研究有所裨益,为中外抗战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珍贵史料。

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研究进展

科学把握中医药发展规律,可以更好地指导新时代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当前中医药发展规律研究现状,发现目前对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从中医理论的自身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角度提出的观点、中医史中的规律性认识、思维方式和文化视角提出的观点等四个方面展开,但研究成果偏少,存在对“发展规律”的内涵界定不清,未能从规律层面进行探索的问题,提出应从唯物史观视角对中医药发展历程中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运行的规律进行研究,真正、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中医药发展规律。

教育史研究的“视觉转向”分析:滥觞、价值及解读方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大众传媒在世界范围内的相继兴盛,图像叙事逐渐渗透到政治、教育、文化、日常等方方面面,成为当今人们的主要表达方式之一。由此,文化上的“视觉转向”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视觉转向”激发了历史学领域对视觉史料价值的重新审视,促使教育史研究者愈加重视对教育视觉史料的研究。作为一种可视化的物质遗产,视觉史料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也是追寻教育历史的真实证据。因此,解读教育视觉史料尤为必要,其价值在于还原真实的教育历史图景,挖掘视觉史料的教育隐喻,以及留存鲜活的教育历史记忆。对教育视觉史料的解读可采取跨学科视角,综合运用符号学、内容分析法对视觉史料进行多层次、由表象到内涵意义的深度解读,采取视觉、文本、档案、口述、记忆等多重史料互证法,以及回归视觉史料产生的历史时代的现象学还原法,呈现视觉史料的原初意图,以还原真实的教育历史。

赓续与弘扬:革命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既是推进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客观需要,也是总结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经验规律,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的应有之举。本文对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收集历史与存藏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对“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文献普查与总目编纂、专题文献整理出版、数字资源开发与数据库建设等相关实践和成果进行总结和归纳。面向未来,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根本遵循上要继续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理探索上要加大力度构建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整理实践上要创新推动有利于革命历史文献保护利用的分类定级制度,以期产出更多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潮流,且能够回应党和国家重大关切,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高水平成果。参考文献12。

论胡道静先生对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的贡献

文章对胡道静先生在古籍整理和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作了较为全面地总结。在古籍整理方面,从古籍普查、目录版本校勘和辑佚、《梦溪笔谈》校证与沈括研究、科技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图书馆学方面,从《上海图书馆史》、图书馆的杂忆文字、历史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探索

霍布斯鲍姆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成员一道,总结出一套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但在关于方法论的具体理解上,他与E.P.汤普森存在一定差别。同时,霍布斯鲍姆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试图打破“独断的结构”,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突出普通人民在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推进20世纪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转向。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回应现实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重新建构之中,通过史学作品的大众化传播,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模式,令读者能够广泛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发掘并践行了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普及,由此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史·乐志四》斠考

《宋史·乐志四》所收音乐史料,虽屡经前辈学者校对,但所存讹误仍时有所见。现据相关文献史料,考得《宋史·乐志四》所收音乐史料仍存在脱误、纪时、官署、官职名等方面的一些错误。现略加校考整比,以助《宋史》点校本之完善。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编研模式构建研究

数字时代,传统的档案编研模式已难以对档案内容深度挖掘,作为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方式,基于数字人文视域开展档案编研可充分发挥档案价值。首先,对档案编研模式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档案编研模式主要为官方主导下的独立编研模式及合作编研模式。其次,融合数字人文理念与数字技术设计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档案编研模式。最后,根据模式实现需求提出了推进编研主体多元化合作、编研素材多维度融合、树立多元叙事视角的编研理念、充分应用可视化技术等实现策略。

唯物史观城市叙事的逻辑变迁及正义构想

城市叙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在探讨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得以出场,并以此为中轴展开理论建构。总体上,马克思唯物史观城市叙事呈现为一种人类解放的宏大历史逻辑,它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化为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空间逻辑、人本逻辑、主体逻辑等理论形态。今天对城市叙事的逻辑嬗变及“人民城市”正义构想之讨论,既强调作为历史研究指南的唯物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公式,而总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也表明通过城市/空间可以有效地推进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城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特定对象层面上的具体化,以更好地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