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温柔敦厚 沉郁顿挫——简论雍国泰诗词的当代艺术真传

沉郁顿挫,温柔敦厚,应是雍国泰诗词得杜甫伟大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艺术真传。由学养深厚而后形成的文化底蕴,决定他所凝结的感情,充溢温柔敦厚的仁者之心。从而实现对时代与生活的文化关照和社会认知,对温厚旷达人生和崇高谨严人格的真实流露和自我表达。“一纸欣然展旧容,青年负气出隆中”以及“戎马关山谁做主,封侯正待霍嫖姚”,是对唐诗气象在当今时代的豪迈抒写和深刻揭示。表现了当代诗家的大雅风气,终至于升华为全民族的精神气质。诗人传承唐宋诗词之优良传统,乃至于蔚然成风,成全了当今诗词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感天动地。雍国泰先生的诗作,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今诗词的这一社会价值与时代风格,可亲可敬,值得很好展开研究。

论郑临川古典诗词的精神向度

郑临川先生的古典诗词在理想追求、爱国情怀、社会责任、读书治学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他的诗词大都是人生旅程的写照,在对时势无奈的痛苦中发出感时哀世之吟,从而抒怀言志,表达强烈的爱国之情;其诗歌无论纪游、赠别、思乡、怀人,多呈离乱的悲凉心境,折射出知识分子发自内心深处的时代感怀。无论是刚接触现实融入社会的歌吟之作,还是表现漂泊流离、前途渺茫的无端伤感,抑或后来反映教书育人的心中吐蕊,以及人生起伏的情感激荡,无不透露着自觉而强烈的社会责任。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坚定的爱国热情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正是中华民族世代薪火相传的精神认同。

区域文学视阈下宋诗对武夷的形塑

武夷山钟灵毓秀,是我国四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之一。宋代是武夷文化发展的巅峰期,题写武夷的诗歌数量较前代大大增加。宋代诗人对武夷君幔亭招宴与架壑船棺的书写,使诗歌中的“武夷”承袭其“神仙境”与“太古风”的文学初态。结合文学地理学考察烟霞与桃源入诗,既有现实地理指向,又有文学蕴含。宋诗对武夷的形塑,具体表现为玉府仙都、隐居妙境、栽茶仙山等形象,后代文学家由此继承并不断丰富。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论析

杜甫七律,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与这些密不可分的是其在修辞方面的创新性成就。论文立足于对杜甫七律代表性文本的修辞批评,分析、梳理其修辞表现,从抒情能效的发掘、审美世界的创造、篇章内涵的扩容、诗体惯例的突破四个主要方面,探讨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及其对杜甫七律带来“巨大发展”和影响的贡献。

论明清时期甘肃八景诗的艺术表现

八景诗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一种诗歌样式。明清时期的八景诗创作延续了中国自魏晋以来山水诗的创作传统。甘肃八景诗的创作在体裁上多为近体诗,古体诗较少,以律诗为主。甘肃八景诗具有创作体式灵活多样、遣词造句精练严谨、修辞手法灵活多变等艺术特征,显示出了甘肃八景诗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梁宋文化在高适送别诗中的文本呈现与情感表达

高适在梁宋地区生活多年,且交往活动频繁。梁宋地区富丽包容、积极进取、纵横任侠的文化风貌对高适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尤其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上。高适在梁宋地区创作的送别诗充分彰显了地域特色,展现出气势富丽、情韵深厚的美学风貌。在文本呈现上,梁宋地域特色通过送别诗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得到充分体现;在情感生发上,梁宋地域文化、历史古迹涵养了高适送别诗的深厚情感。高适在这一时期内心中的抒怀、恋阙、惜别之感也由此流露出来。

XML查询优化的面向路径可扩展模型

通过XQuery中的路径表达式的处理提出了一种更为完整和灵活的查询优化模型 ,称之为POEM (面向路径的可扩展模型 ) .与现有的解决方案不同 ,模型先给出路径表达式的形式化描述———查询路径图 ,并根据路径表达式查询中影响性能的关键因素———结构连接建立了POEM查询优化模型 .

唐宋戏题诗论略

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

诗词审美创作的新成果(下)——《大中诗钞》评论

冯大中是全国著名画家,他的画以诗为心源,别有审美意蕴,其工笔虎和写意山水画在中外皆具广泛的艺术影响,有"天下第一虎"的美誉。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作画的同时也进行诗词创作,并在势头上愈加强盛。2016年,万卷岀版公司岀版了收有近二百首诗词的《大中诗钞》,在体式上古风、律绝皆备,词亦循调抒写,内容以情为主,畅写往事,广涉世情、亲情、友情、师情、旅情、画情等,形成了独有的苍劲古雅、直率真诚的艺术风格。他的诗词审美情思深厚,广含儒家道家禅宗的思想意蕴,具有以情感人和以智启人的动人力量。诗集一岀版即获得良好反应,许多作家评论家著文予以好评。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从李白到杜甫:中国诗歌抒情向叙事转换的开端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现象:当一个时代的诗歌抒情性达到饱满的程度而难以为继时,后起的诗人总要转向叙事写实。李白之后的杜甫,盛唐诗歌之后的中唐诗歌,唐诗之后的宋诗,宋词之后的元散曲,都是如此。与抒情向叙事转换相伴生的,是诗歌风貌发生的重大变化。

英国男怨诗与中国闺怨诗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亘古不变地演绎着对爱人的的依恋、思念、期盼。当这种盼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埋怨之情油然而生。但此"怨"——男子对女子的"男怨"与彼"怨"——女子对男子的"闺怨"不尽相同。本文撷取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和中国封建社会闺怨诗的些许奇葩,拟从背景、主题、意象等方面比较其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下的怨情和两种怨情所反映的文化。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陌生化”创作手段

陌生化是文艺表现的常用手段,尤其在诗歌的创作中更为常见。这一手法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从诗歌语言的陌生化、诗歌主题的陌生化、诗歌形式的陌生化3个层面分析了狄金森诗歌中陌生化的运用。分析表明,陌生化手段的运用深化了诗歌的内容,丰富了诗歌的情感,映衬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