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合规视野下我国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

伴随着合规制度的发展,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放过企业,严惩自然人”的政策导向下,以合规为依托的法人风险管理情况日益成为企业刑事归责的重要考量。归责依据逐渐向“法人”转移,归责重心也日渐向“法人之于自然人的影响”方面倾斜。相比之下,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方式无论是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领域,都难以真正迎合合规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刑事归责方式的宏观转变,厘清合规视野下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间的内在关联。在确立法人拟制的基本立场下,寻求合规制度在主客观归责模式下的融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发挥刑诉法对涉诉企业的程序出罪空间。

重大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中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其中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微观部分。合法合规经营是我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参与国际交流还是进行跨国上市活动,或是在国内发展,都需要在企业合规构建的法律、政策、交易习惯的企业合规网络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建立完备的相关制度,在涉企犯罪中存在一些理论性和程序性问题。通过探析分案处理机制在刑事合规中的适用,即将单位犯罪中的企业与自然人分别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在企业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期间,运用合规整改考察措施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最大限度避免刑事处罚导致的“水波效应”,以推动企业良性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企业合规视域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形态结构及立法修正

单位刑事责任根据从代理人责任转嫁论向组织体责任论的现代转型,使企业刑事合规的生成及发展具有立论基础。在单位犯罪形态结构的认知上,要纠正传统的单位一元主体论,单位构成犯罪是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前提的立场,提倡单位和责任人二元主体论,单位和责任人分离入罪、分离出罪、分离追诉的认知模式。据此,本文建议对单位犯罪立法予以修改,总则增设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确立责任人的独立主体资格,明确对责任人按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分则全部删除责任人具体刑事责任条款。同时,增设单位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以及单位事前合规出罪和事后合规从宽处罚条款。

企业合规改革入刑刍议

企业合规改革如何入刑,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分属两种不同的责任,因此,应在现行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部分增设专门的企业犯罪和企业处罚条款,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属于同等责任,因此,可在《刑法》第30条单位犯罪概念中规定企业合规的法律效果。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单位犯罪和处罚规定的特点是,在现行自然人刑法中,规定单位自身犯罪,并对其予以“两罚”,从这种立场来看,可以说企业合规改革,只是表明企业在竭力防止业务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企业制定有合规计划就不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将企业合规从宽处罚规定在《刑法》第31条即单位犯罪处罚之中的方案,最为妥当。

零工平台企业刑事法律责任研究

灵活用工已然成为当下重要的用工形式之一,相伴生的零工平台成为新兴企业形态,学界对其民事、行政领域研究较多,而刑事责任则少有论及。文章以“守门人”理论与刑事合规理论为理论依据,认为零工平台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源于其单位身份,同时刑事责任承担也是社会治理与依法治理的双重需要;以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为刑事责任类型的二分,探讨了零工平台企业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洗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逃税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方面的可能。

多元共治背景下涉医药企业之刑事合规的制度完善

在预防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刑事合规建设激励医药企业积极地自我管理,与当下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相契合。有效的刑事合规机制,不仅可强化“非罪化”治理功能与价值,同时能推动涉药品犯罪规制模式“从监管型向共治型”转变;在严峻的涉药品犯罪形势下,可重点从涉税和商业贿赂专项合规突破,进而实现医药企业的全面合规。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需立足刑事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以此开展重点专项合规建设,从“决策、管理和执行”三个层面进行合规组织的内部构建;同时需配套监督者保证人义务和“吹哨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医药行业协会和第三方监管人的力量,共同实现对医药企业犯罪的多元有效治理。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法意义

对企业刑事合规法律效果的讨论不能脱离刑事实定法的规定。在实体法层面,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可以通过阻却对单位犯罪意志的认定否定单位犯罪的成立。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虽不能阻却单位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反映行为人预防必要性降低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且在“双罚制”的背景下,这一从宽量刑情节理应能够惠及单位和单位中的自然人。在程序法层面,当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阻却了单位犯罪的成立,单位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理应被作为自然人犯罪加以追诉。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的撤销;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除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不起诉外,对其他案件必须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阶段,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但不能作出无罪裁判。

“双碳”战略下强制构建环保合规机制的企业范围研究

企业既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肇事者。“双碳”战略下,企业肩负不可推卸的减污降碳责任。刑事合规制度是犯罪行为的“国家-企业”二元治理模式,其运行具有双重维度:一是企业自身需要构建刑事合规控制机制进行内部治理;二是国家需要建立刑事合规激励机制。从企业维度看,构建刑事合规防控机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尽管与其短期营利目标存在冲突,但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符合其追求长远利益的目标。国家强制所有企业构建健全有效的环保合规机制不太现实,因此应当限制强制构建合规机制的企业范围。强制构建环保合规机制的企业应当包括上市公司、中央企业、300人以上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因环境污染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企业。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难点纾解——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近年来探索的一种新型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模式,虽起源于域外,但对我国治理企业犯罪颇具借鉴意义。在开启试点之余,最高检先后发布了四批典型案例用于司法实践指导。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发现,该制度在适用问题上存在双不起诉频发、大型企业适用较少和重罪案件适用比例不足等问题。基于此,经由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设计的理解和域外做法的借鉴,对适用主体进行了限定,对适用规模标准和刑罚范围进行了厘清,以契合其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制度助推经济发展。

经侦部门助力企业刑事风险防范路径研究

刑事风险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法律风险,但是很多企业合规意识淡薄、合规标准缺失、合规落地能力不强导致刑事风险防范能力较弱。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经侦部门可以从制定刑事合规指南、帮助企业建立刑事合规管理体系、建立执法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与常态化运行体系、提升经侦队伍刑事合规专业水平等方面来助力企业提升刑事风险防范能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刑事合规防控中小企业犯罪之研究

当前中小企业的犯罪形势不容乐观。为了治理企业犯罪,保障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刑事合规的引入体现了预防企业刑事风险、激励涉罪企业规范行为、改过自新的刑事政策。然而刑事合规在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问题,需要国家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引导、激励民营中小企业采取有效的刑事合规计划,应对刑事风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论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的合规适用

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有别于累犯、再犯,是指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后再次犯罪。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的原因可能有初次合规计划的自身因素,即未能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或合规计划的效果范围有限;也可能有初次合规计划的实施因素,即未能持续有效实施合规计划。对于合规后再次犯罪的企业,不应一概地排除再次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应当回归合规制度的设立初衷与价值追求考察其具体适用。

检察建议权在民企行贿犯罪合规治理中的综合运用

对民企行贿犯罪司法治理模式进行审视后发现,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表现为民企行贿犯罪在实体方面的去犯罪化倾向,以及在程序方面案结事了的处置特征。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作为一种全新的诉源治理手段,伴随着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在民企行贿犯罪治理中愈显重要。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以检察建议权本身具备的启动灵活性、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犯罪司法介入从“办案”到“治理”的转变等功能和价值为根基的新型治理模式。在民企行贿犯罪治理中,应尝试根据不同节点准确把握不同类别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特点,构建针对不同对象的检察建议衔接机制,完善涉企检察建议运行管理机制。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司法适用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安全生产领域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通过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裁判文书分析发现:立法缺失、司法理念滞后、行刑证据衔接不畅通、裁判思路不一致是造成司法适用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比,提出四个对策建议:法秩序统一性、整体区分相结合、立法改造方法、企业合规经营。

企业刑事合规检察监督的实践考察与机制构建

近阶段,企业刑事合规成为学界以及实务界热议的话题。但总体而言,我国对于企业刑事合规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企业也普遍缺乏合规意识,这就导致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往往容易陷入刑事风险。而检察机关所负有的法律监督的职能优势以及相关法律基础、实践尝试的支撑均表明,检察机关在构建和完善刑事合规监督机制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过对实践中各种模式的比较与分析,刑事合规监督机制的构建在模式上仍应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并结合监管小组的协助。具体而言,在刑事合规监督机制的适用范围上,要注意区分单位和自然人的适用条件以及从宽、除外情形的设置;在程序构建上,应当包含从程序启动到最后处理的全过程,突出检察机关监督的有效性与涉案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在配套机制上,要设立后续跟踪监督机制、风险防控机制、行刑衔接机制和相应的救济机制。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研究——以民营企业交往的监察对象为中心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严重,行贿犯罪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刑事风险,同时也是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为契合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整体策略,应结合贿赂犯罪的对合性特点,以与民营企业往来的监察对象为中心,构建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首先,民营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企业需求,对与监察对象往来的重点人员、重点岗位及重点领域的行贿犯罪风险予以准确识别;其次,民营企业可借鉴域外合规管理成熟经验,构建其与监察对象进行商业往来的义务清单;最后,大型民营企业可在构建和完善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的过程中加强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及协作。以上措施的提出,有助于防范民营企业行贿犯罪风险,并进一步增强国家监察法治化工作的实效。

基于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源流和实质对我国刑事立法修改的展望

2023年3月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推进的企业合规刑事激励试点目前进入了关键时期,突出的问题是试点工作面临着刑事制度供给不足的难题。鉴于企业合规制度滥觞于西方,故以美国的制度为线索梳理和分析该制度的历史嬗变和主要内容,展示了从企业合规制度发展而来的企业刑事合规之独立地位和价值。由于中美两国的法律结构存在差异,我国的刑事合规激励制度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上,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