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风险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旨在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的合规计划备受关注。其中,科学辨识企业合规风险,是建立健全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反馈,理解企业合规风险的关键难题是判断其与法律风险的关系,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观点,对此,应提倡“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交叉说”。认识企业合规风险,需要重点辨析用以评价某一风险是否属于合规风险的“规”,即合规渊源。立足我国国情,应当重视三类合规渊源:一是党内法规,即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这是企业合规计划中国化的特色之处;二是具有公德性质的伦理规范,即企业合规计划具有道德性且反映公共利益;三是企业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即采取“内规与外规相区分”的思路,将前述章程和规章置于合规渊源识别的次位阶顺序。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质效、机制建设、行刑衔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一体化推进、专业化立制、多元化联动、精细化办案”工作思路。目前,菏泽市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存在涉案企业合规主体如何认定、如何监督与制约检察院权力以及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如何履职等问题。为此,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应深刻理解企业合规制度的理念和价值,提升社会治理成效,提升办案水平,强化内外部监督,进一步探索涉案企业本土合规模式,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向纵深发展。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适用范围局限、合规激励不足、执法司法低效衔接等问题。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具备实践经验、政策导向和立法完善等可行性基础,但在侦查阶段面临法理依据不足、合规激励不足、介入性质争议、行刑衔接不畅,在审判阶段面临合规依据不足、司法审查空化、检察角色分歧、程序衔接复杂等现实困境。立足当前检察实践探索,建议在侦查阶段从强化检察介入引导、优化侦查调查衔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拓展合规激励路径,在审判阶段从推动合规情节法定、健全司法审查机制、丰富合规激励形式、完善合规程序衔接等多重维度,体系化构建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研究

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立足于解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问题。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实质不仅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具有客观、中立、专业等优势。在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承担审查合规计划、监督合规计划实施以及评估合规整改情况的职责,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进行组织、指引及监督。目前在制度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三方组织的责任承担形式,平衡检察机关主导地位与第三方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从回避机制、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争议解决以及程序公开等角度完善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运行程序。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是这项改革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在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的第三方机制,为未来相关立法改革提供了借鉴。总结我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设成效,分析实践推进中存在的困难与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完善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理念问题厘清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保企业、保稳定、保发展,为避免“刑事程序保住了企业、行政程序罚死了企业”等违反改革初衷的问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必须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为此,必须首先厘清涉案企业刑行衔接的四大理念问题,首先,不起诉后给予行政处罚,因根本就不存在刑罚,故刑行衔接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因刑法与行政处罚法在规范保护目的和处罚种类上的差异,故刑行并罚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再次,即使承认理论上刑行并罚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刑行界限仍然具有必要性。最后,至于实践中孰先孰后的问题,考虑到司法重公正、行政重效率,建议采用“刑事优先为原则、行政优先为例外”的规则,从而确保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协调。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践瓶颈与解决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经过两年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铺开。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创设,是决定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成败的关键。实践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存在成员单位职能落实需黏合、合规案件适用标准有分歧、合规监管经费来源不统一、异地协作对接不流畅、行刑衔接待加强等问题。借鉴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检察工作职能和工作特点,从第三方机制的权责分工、适用标准、区域合作、基础保障等角度探索解决实践难题的途径。

论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的合规适用

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有别于累犯、再犯,是指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后再次犯罪。企业合规后再次犯罪的原因可能有初次合规计划的自身因素,即未能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或合规计划的效果范围有限;也可能有初次合规计划的实施因素,即未能持续有效实施合规计划。对于合规后再次犯罪的企业,不应一概地排除再次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应当回归合规制度的设立初衷与价值追求考察其具体适用。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优化研究

对涉案企业合规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研究是当前司法界的热点与难点。实践中在机制的准入条件、费用承担、监督期限等方面出现较大差异与明显争议。通过对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树立将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定位为选择性程序的思维,可优化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适用。具体是:应分三类确定是否启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费用承担制度;规范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评估标准考察期限,引入法院参与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涉税犯罪合规不起诉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探析

涉税犯罪一直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高发犯罪,对涉税犯罪合规不起诉是预防企业税收犯罪、加强企业自我监管的积极举措。文章分析了近年来检察院办理的涉税犯罪案件合规不起诉的基本情况,以及合规不起诉试点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涉税犯罪合规不起诉的三种模式,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附条件合规不起诉模式”,并从理论上提出了立法条文的设计,从司法实务路径上对涉税犯罪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启动等提出完善措施和建议。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察理念及其立法实现路径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由检察机关主导推行。改革中检察机关应遵循平等保护,能动司法,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双赢、多赢、共赢与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等检察理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察理念是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价值追求和思想指引,其立法实现路径有两条。一是法律原则层面,应明确规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比例原则与检务公开原则。二是法律规则层面,应将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规则规定为涵盖各类市场主体;创设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单位犯罪规则,采取新组织体责任论;增设企业有效合规作为单位犯罪出罪事由与从宽量刑依据;设立行刑衔接相关规则。

企业合规建设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尚处于试点摸索阶段。从当前试点工作来看,合规建设存在立法不全、定位不明、不起诉适用存在困难、第三方评估机制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完善、合规有效性标准模糊等问题;同时,刑事律师与商事律师没有将各自擅长的业务很好地结合起来。从完善合规制度出发,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应当拓展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细化第三方评估名录条件等;通过设立单行法的形式,对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及第三方评估组成人员作出详细规定,以推进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进程。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程序问题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深化,检法有效衔接已成为推动改革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涉企刑事案件,要辩证看待暂缓起诉等域外制度经验,在法检协同推动涉企合规改革模式下,规范涉企案件分案处置,科学配置检法在合规程序启动、监督评估中的权责,实现各类市场主体权利的平等保护。同时依法审慎适用撤回起诉,完善中止审理适用条件与程序,规范延期审理适用,正确处理好审理期限与合规考察期的关系。对于涉企民事、行政案件,要把握好合规与责任的关系,建立合规整改必要性审查等配套制度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刑行衔接的困境与对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以合规不起诉为主要刑事处理手段,凸显了刑行衔接问题,滋生了“以刑代罚”风险。在涉税合规案件移送处理中,税务机关既因权责所限无法对非纳税义务主体作出行政处罚,也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缺乏对被移送对象作出从宽或减免处罚的法律依据,出现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相悖的困境。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的构建应当以企业纳入刑事追诉或行政处罚的对象为前提,明确违法犯罪与企业管理责任的相关性,在立法上构建行刑制裁一体化机制,实现行刑处罚的比例相称和同质互认,进而完善合规启动、监督评估的检税(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