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证研究——以浙江省T市五区县调研数据为分析样本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驶入深水区,合规实践整体稳中向好,但在实际启动、机制运行、监督审查、行刑衔接、司法协同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不足。究其原因,企业合规涉及立法政策、制度架构、体系配套、关键主体等多个层面。因此,应当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持续推进规范设计与实践试炼相结合,为企业合规开展刑事一体化立法完善,挖掘既有刑法资源;健全差异化、动态化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机制;重点补足第三方机制短板,落实监管质效;着力释放行刑合作与司法协同的体系化效能,以行业合规和刑事司法全流程合规共同促进检察主导的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完善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风险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旨在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的合规计划备受关注。其中,科学辨识企业合规风险,是建立健全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反馈,理解企业合规风险的关键难题是判断其与法律风险的关系,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观点,对此,应提倡“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交叉说”。认识企业合规风险,需要重点辨析用以评价某一风险是否属于合规风险的“规”,即合规渊源。立足我国国情,应当重视三类合规渊源:一是党内法规,即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这是企业合规计划中国化的特色之处;二是具有公德性质的伦理规范,即企业合规计划具有道德性且反映公共利益;三是企业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即采取“内规与外规相区分”的思路,将前述章程和规章置于合规渊源识别的次位阶顺序。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菏泽市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质效、机制建设、行刑衔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一体化推进、专业化立制、多元化联动、精细化办案”工作思路。目前,菏泽市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存在涉案企业合规主体如何认定、如何监督与制约检察院权力以及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如何履职等问题。为此,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应深刻理解企业合规制度的理念和价值,提升社会治理成效,提升办案水平,强化内外部监督,进一步探索涉案企业本土合规模式,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向纵深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中的法检协同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法检协同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在检察机关主导模式暴露弊端的情况下,法检协同模式是刑事合规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且已在实践当中展开了初步探索。目前看来,推进全面的法检协同还存在以下现实障碍: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中参与度有限;涉案企业合规立法体系不完善;涉案企业合规评估机制不健全。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发展,急需定位明责,法院深度参与企业合规;建章立制,合规刑事立法新框架;去异向同,建立统一透明的合规评估机制。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涉案企业合规数字化转型的反思与探索

数字检察战略的提出赋予了新时代检察工作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量化检察数据,为检察决策提供重要的参照。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下,传统涉案企业合规的模式已不能满足数字检察战略的需要,合规实践中存在涉企案件的识别仍是以人工识别为主、企业合规数字监督平台匮乏等问题,线下监管在疫情防控时期尤其力不从心。为此,检察机关主导下的涉案企业合规应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优势,同时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防,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涉案企业合规的路径,增强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适用范围局限、合规激励不足、执法司法低效衔接等问题。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具备实践经验、政策导向和立法完善等可行性基础,但在侦查阶段面临法理依据不足、合规激励不足、介入性质争议、行刑衔接不畅,在审判阶段面临合规依据不足、司法审查空化、检察角色分歧、程序衔接复杂等现实困境。立足当前检察实践探索,建议在侦查阶段从强化检察介入引导、优化侦查调查衔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拓展合规激励路径,在审判阶段从推动合规情节法定、健全司法审查机制、丰富合规激励形式、完善合规程序衔接等多重维度,体系化构建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

企业合规事实的刑事证明问题

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司法程序中,刑事证明由传统的入罪证明为主、出罪证明为辅的模式,转变成了以“抗辩”出罪为主要证明对象的模式,由此传统的证明责任、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均发生了变化。不同于简单以是否是构成要件区分证明对象的方式,对企业刑事合规事实的证明增加了更多不可统一标准的因素,立足于证明对象的差异,应该构建企业对合规计划承担主要证明责任、控方对异议观点承担补充证明责任的证明方式,并为之对应建立可供执行的“综合”证明标准,以此规范涉案企业合规事实的证明过程。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及批判性反思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的最新要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行至今,理论与实践均暴露出诸多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单位与个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仍需明确,未来可采取分案审理的方式作为单位犯罪双罚制法律障碍的程序纾解;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仍停留在事后合规层面,未来应由事后合规转向事前合规,明确合规改革意于帮助企业预防犯罪的制度设计。从实践层面来看,案件多集中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适用范围问题、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度捆绑等启动阶段难题亟待优化;“有效合规”标准失灵、“二次合规”之定位等验收阶段衍生问题也需进一步关注。立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现状,认真厘清相关理念,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之策,将会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法院是否需要参与其中并发挥对企业涉嫌犯罪的能动治理作用逐步成为司法实务中积极探索的一项内容,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重罪案件的适用障碍、大型企业涉案合规考察的期限障碍、缺乏三方诉讼构造的制衡与监督等问题,以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为实践样态的检察主导模式尚不足以支撑构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及其程序规范。基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中立裁判者地位和对纠纷事项的终局裁决属性,推动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对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整体效能发挥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从对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进行审查、审判阶段开展合规与设立企业缓刑等方面探寻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具体路径。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研究

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立足于解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问题。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实质不仅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具有客观、中立、专业等优势。在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承担审查合规计划、监督合规计划实施以及评估合规整改情况的职责,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进行组织、指引及监督。目前在制度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三方组织的责任承担形式,平衡检察机关主导地位与第三方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从回避机制、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争议解决以及程序公开等角度完善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运行程序。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开展诉源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是这项改革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在两年多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的第三方机制,为未来相关立法改革提供了借鉴。总结我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设成效,分析实践推进中存在的困难与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探索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完善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理念问题厘清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保企业、保稳定、保发展,为避免“刑事程序保住了企业、行政程序罚死了企业”等违反改革初衷的问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必须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为此,必须首先厘清涉案企业刑行衔接的四大理念问题,首先,不起诉后给予行政处罚,因根本就不存在刑罚,故刑行衔接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因刑法与行政处罚法在规范保护目的和处罚种类上的差异,故刑行并罚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再次,即使承认理论上刑行并罚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刑行界限仍然具有必要性。最后,至于实践中孰先孰后的问题,考虑到司法重公正、行政重效率,建议采用“刑事优先为原则、行政优先为例外”的规则,从而确保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协调。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践瓶颈与解决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经过两年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铺开。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创设,是决定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成败的关键。实践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存在成员单位职能落实需黏合、合规案件适用标准有分歧、合规监管经费来源不统一、异地协作对接不流畅、行刑衔接待加强等问题。借鉴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检察工作职能和工作特点,从第三方机制的权责分工、适用标准、区域合作、基础保障等角度探索解决实践难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