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反思及展望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经过试点基层检察院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我国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广泛适用于大中小微型企业和轻罪重罪案件等本土化举措;另一方面也暴露合规不起诉有违刑法基本原则,进而危及刑事法治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参与刑事涉企合规的大背景下,必须为企业合规作为刑事激励措施的正当性提供刑法教义学根据。此时,就需要将合规案件的处理模式作为方法论课题,构建相应的单位犯罪论;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合规的出罪根据作为本体论课题,阐明其阻却犯罪成立的机制。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

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证分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企业合规进入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步,目前正呈现着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良好态势。从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建设情况来看,最高检始终在推动,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部门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梳理66件企业刑事合规典型案例,总结出实践中所涉案件具有经济类犯罪居多、法定刑多在三年以下等特点,并发现我国目前存在合规适用范围不明确、适用对象不统一等问题,力图从综合考量企业犯罪情况、区分企业类型等方面找出解决路径。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比较借鉴和本土构建

美国企业适法计划发端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中“雇主责任”背景,而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与美国企业刑事责任存在很大差别,虽然理论界对美国企业适法计划的推介激发了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生长,但也有观点对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提出质疑与批评。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夯实制度建设,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构建。通过对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与美国企业适法计划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在制度背景、制度依据、制度架构方面的区别。同时作为中国实践问题,需要对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流程等多方面要素进行探讨,明晰目前我国实践探索中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依托已确立的诉讼制度和机制,通过对企业刑事合规体系进行评估判断,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约束,给予企业多元化的救济途径,以减少企业涉刑对无辜第三方和市场的影响。

企业刑事合规的中国经验

合规在企业自律上的治理淡化而导致风险升级,由此合规行政和解激励和合规刑事激励倒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企业去犯罪化而诚信经营,这是以一种合作式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注重惩罚的对抗式理念。为了能让犯罪的企业起死回生持续经营,我国由检察机关首倡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公诉环节引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出罪路径。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多是在轻罪案件中采用与合规挂钩的酌定不起诉模式,有少数重罪案件采用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主要针对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双不起诉”的现象。在试点推进和制度构建上,可以对重罪和轻罪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要求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合规整改措施,准确界定检察机关介入企业合规的边界,制定完善合规监管人制度和合规考察期制度,将合规出罪纳入到更广泛的合规从宽模式之中,借助企业行政合规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经营正常化。

从具体案例看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判断

在法人刑事责任领域,采纳二元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立法的潮流。二元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合规计划。有效实施的合规计划不但可以成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可以成为从宽量刑情节和缓起诉的参考要素。英国的SG案和意大利的Impregilo案表明,具体判断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标准可以分为犯罪行为之前与之后两类,核心要素包括风险、透明、举报与合作。从中国面临的主客观形势出发,中国立法机关可采纳法人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积极改革立法,纳入合规计划的概念。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察理念及其立法实现路径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由检察机关主导推行。改革中检察机关应遵循平等保护,能动司法,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双赢、多赢、共赢与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等检察理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察理念是检察机关依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价值追求和思想指引,其立法实现路径有两条。一是法律原则层面,应明确规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比例原则与检务公开原则。二是法律规则层面,应将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范围规则规定为涵盖各类市场主体;创设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单位犯罪规则,采取新组织体责任论;增设企业有效合规作为单位犯罪出罪事由与从宽量刑依据;设立行刑衔接相关规则。

网络金融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是企业自觉进行风险管理,通过开展合规计划建立一套完备的刑事预防机制。在当前金融科技不断进步,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网络金融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传统的刑法手段难以进行有效规制和预防。而网络金融刑事合规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网络金融刑事合规可以通过明确刑事合规是刑法激励条件,坚持价值导向的模式,确立明确的预防标准,成立专门的检测机制,构建完备的反应机制来实现。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主要包括“行政违法向刑事犯罪递进”的行刑衔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回转”的刑行衔接,实践中均面临一些运行困境。应当完善企业违法调查中的行刑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可以提前参与行政机关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调查程序,落实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企业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应当拓展公安侦查程序中的企业合规治理,并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完善企业合规案件在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刑行衔接,联合开展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等工作,合规整改并不免除涉案企业在法律上应受之行政处罚,提高行刑处罚结果互信互认及行业合规治理效果。

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建立一种有效的合规计划,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我们可以将合规管理与业务管理、财务管理视为当代公司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西方企业之所以在建立合规计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因为合规在刑法上具有多重激励机制,也就是,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刑罚乃至与监管机构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依据,企业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也正是在这种刑法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律师业逐渐发展出来一种重要的合规业务,将独立的合规调查、对监管起诉的应对以及合规计划的打造作为这种业务的基本内容。只有将企业合规同时视为公司治理的手段、刑法上的激励机制以及律师协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业务,才能对其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

刑事合规理念的国内法表达——以“中兴通讯事件”为切入点

中兴通讯事件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构建刑事合规制度,推动企业合规的普遍展开。刑事合规的实质是通过刑事法手段促进企业内部治理;从刑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个因素理解,刑事合规理念在我国刑法中亦有体现,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是例证;合规管理的普遍展开需要刑事立法的进一步跟进,业务监督过失罪的设立是一个思路可供参考。刑罚激励机制亦是合规推动的政策工具,然而,基于自由保障的考虑,合规只能成为刑罚的减轻事由,内控机制缺失不能成为刑罚加重根据。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之构建研究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其规制模式亦从外部规制转向内部自我管束。同时,在预防和规制策略上,更加依赖通过外部激励威慑与内部自警自监并重的思路,而非单纯依靠严厉制裁手段。我国在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制度时,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制定统一的有效合规计划指南,行政监管部门则负责制定具体的行业合规构建标准,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和内部合规制度,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衔接,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有效企业合规计划制度。

企业公害犯罪治理的刑事合规引入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企业分工的细化,传统刑法对企业犯罪以单一惩罚为主的治理模式凸显不足,通过合规理念的引入,引导刑法治理走向"企业与国家"合作治理模式,对于当前食品以及环境领域的公害犯罪治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引入"刑事合规"的治理理念有利于激活企业不作为犯罪的认定,将企业过失犯罪的认定予以适度扩大,实现公害犯罪全球治理的接轨,促进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分离,实现刑罚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刑事合规计划的内在特征及其借鉴思路

近年来,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企业犯罪治理举措备受关注。发源于美国的刑事合规计划具有鲜明的认罪答辩性质。它本身具有五个方面的内在特征,即高昂成本、久耗时间、彻底合作、转嫁压力和巨额罚金。以上特征实际上限制了刑事合规计划的适用范围,也暴露了它的适用弊端。我国应当采取有限借鉴刑事合规计划的方案:第一,充分吸收刑事合规计划的鼓励企业主动预防违法犯罪的理念。第二,遵循二元路径,一方面,严格限制刑事合规计划的适用范围,原则上仅要求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者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企业推行合规计划,并给予相应的从宽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其它涉嫌犯罪的企业,可以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方式进行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