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 ,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 ,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 ,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西方诗经学中的创作年代之辨

西方诗经学经历了传播、译介、研究3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各种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将其理论运用于《诗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加拿大学者多布森将语言学运用于《诗经》创作年代的考证,结论与我国传统诗经学关于其创作年代的考证基本一致。而美籍华裔王靖献运用套语理论对《诗经》进行数据分析,对多布森的《诗经》创作年代的"连续阶段"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4个连续阶段的过渡时间问题。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的主题与春秋政治

《鹑之奔奔》的主题不是讽刺卫宣公的淫乱家事,而是反映卫国卿族政治中"父子相杀、兄弟相灭"的社会现实。人们误解《鹑之奔奔》的主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毛诗序》的导引作用,二是郑玄对"奔奔""彊彊"的解释。根据"奔""彊"的本义、古代斗鹌鹑习俗以及卫国历史,我们可以确知此诗的主题。先秦孔子引诗及伯有赋诗的语境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判断。

中日“海上丝路”与唐诗东传

与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不同,通往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除运载香料、瓷器外,还是一条"书籍之路"。从汉至唐,中日主要交通路线有三条:汉代开始经壹岐、对马后途径朝鲜半岛的陆路,41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北线,70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南线。其中南线与唐诗关系最大,顺着南线,唐诗被遣唐使、留学生、入宋僧和往来商人等大量携至日本。唐诗到达日本后,为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经历了一个"日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重新抄写以扩大传播、重新编纂以优中选优、加训点以符合日文习惯,还将诗意画成绘卷以使其意象、意境更形象具体。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和刻本及其生产阅读群体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刻《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属广义清内府刻书,书成后随海上贸易输入日本,在日本催生出多个衍生和刻本。系统整理和刻本《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的版本和现馆藏地情况,总结和刻本的特点,并进一步厘清和刻本在江户时代的生产和读者群体面貌。通过和刻本《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烛照清内府刻书在海外流传过程中的部分生命史。

论“春秋赋诗”之“赋”的诗学话语方式

“赋”字出现伊始即含有制度性色彩,衍生于宗庙献诗的“春秋赋诗”活动则继承了这种制度性和礼仪性。“赋诗”作为外交或论政的重要途径,产生出一整套言说方式,并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主文谲谏”的功能表达、“断章取义”的内容表达、“引譬连类”的艺术表达,是“赋诗”之“赋”最基本的诗学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西周乐教、诗教,又为孔门《诗》教所用,并在源头上确立了中国诗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对“赋诗”之“赋”的诗学话语方式的研究,对了解早期中国诗学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汉唐之际的驺虞文化意象探究

“驺虞”一词,在《诗经》《山海经》《尚书大传》等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中早已有之。其具体形象与含义,历来众说纷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作为仁慈之兽的黑纹白虎形象。西晋与南朝时期,驺虞幡一度成为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旗帜。隋唐时期,驺虞成为掌管西方的神兽,但民间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并不高,驺虞西方神兽的地位在隋唐之后又被白虎替代。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