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治理现代化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社会创新在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由于人口新国情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限度,中国人口治理的社会创新始终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工具主义导向的偶发性举措创新,到市场驱动下的政策形式创新,再到风险叠加背景下的工具理性创新,最终发展至人口国情下的实质性社会创新。通过构建一个涵盖“横向协调、纵向协同、长远规划”的三维模型,重新建立健全人口发展支撑和服务体系的理论解释框架。该框架的主旨内涵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要求从整体视角审视人口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国家战略转向为社会行动。即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未来实践中,将进一步拓展为“发展性—社会包容”“普惠性—社会投资”“基础性—社会动员”“兜底性—社会保护”的治理现代化矩阵。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优化与机制创新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更是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和权利配置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这为政府职能优化指明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政府职能的划定与执行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呈现出动态的调整与演进特征,经历了从全能统揽到有限恰当的职能调整,从管制约束到服务推动的目标转变,从运动粗放到长效规范的方式优化,从失衡偏向到协调公平的政策设计,从单一控制到多元共治的主体扩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努力构建民主科学、公开透明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服务型政府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坚持服务原则、效能原则和透明原则,探索完善决策机制、公开化机制、竞争机制、参与机制和创新机制。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优化与机制创新研究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治理逐步改革和完善,可以为进一步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习型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知识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财富,是解决各种社会公共问题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与善治的支撑。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知识的积累、扩展与深化。国家治理需要掌握与运用人类社会领域的全域知识,处理解决各种模糊复杂而又密切关联的劣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国家治理者逐步探索形成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各个社会领域的知识和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研讨。这些集体学习具备强烈的历史与全球导向,可以深化治理者对人类社会与世界格局的理解与认知,为国家治理进行知识储备,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健康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者在全域知识上的学习、理解与运用,国家治理者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和成败。

圈层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的逻辑理蕴、框架模型和推进路径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作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重大抓手。近十多年来,我国思政课程改革的深化亟待从学校内部的整体系统变革走向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推进的治理变革。《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与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相一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主体的圈层特征与治理本身具有相一致的建构性特征,要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价值统领下,各主体实现“跨圈合作、跨层联动”,构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圈层共建”的框架模型,积极发挥学校自治、政府元治、社会协治、层级联治的治理合力,不断构建打造课程建设的主体点位、资源链路和全新局面。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重点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需要得到足够重视。针对当前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存在的问题,如维护安全的观念有待更新、安全标准适应性相对不足、智能技术防范措施表层化、保卫力量动员组织模式较为单一等,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需要从战略、标准、技术、发展四个维度把握,具体可以从全面融入国家安全理念、出台国家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深度运用智能技术防范风险传递共振、建立单位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四个方面来优化。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现代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实践探索和理论策略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背景下,该体系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显著增强,形成了双向促进和相互增益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机制展现了政治行为和治理结构之间深层次的相互作用和积极的反馈循环。通过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阐明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提升党建质量、增强执政能力及推动党内外民主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健全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仅是党的自我革命与提升的战略选择,也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实基础,对确保国家长期稳定与发展具有根本作用。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策略,旨在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实际应用,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引。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大数据平台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厘清大数据平台对政府绩效管理的赋能机制,有助于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和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数据、技术、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剖析大数据平台对宏观层面政府绩效管理的赋能机制。具体来看,大数据平台通过强化绩效管理对象精准识别、实现动态全程监控、提高绩效分析科学化水平、完善信息披露机制、重塑管理流程和组织结构及优化组织外部环境赋能政府绩效管理。基于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案例研究后发现,大数据平台在政府宏观风险管理、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协调和稳定外部环境预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部门间数据共享不足、技术应用不充分、组织结构融合性不够以及外部监管薄弱等问题。政府绩效管理的数字化进程不可避免,应明确政府绩效管理的功能定位,提高数据共享度、拓展技术应用空间、增强平台建设的组织融合度以及优化平台的环境拟合度,从而提高其应用于政府绩效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党内巡视巡察制度与国家监察制度衔接协调的建构路径探析

党内巡视巡察制度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制度安排,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规党纪的重要手段,更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样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制度措施。随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深入推进,探索党内巡视巡察制度与国家监察制度的有机衔接协调,对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效实现对所有公权的科学有效监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现党内巡视巡察制度与国家监察制度的有效衔接仍存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公权监督体系关系尚存漏洞、监督公权之党规国法衔接水平尚待提升、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仍存难题等方面。对此,应通过完善升级监督体系、联结贯通党规国法、织密具体工作流程以建构解决路径,从而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的社会流动图景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结构转型是其核心内容,而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进行社会流动是其必然的伴生性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的基本原理,这启示我们从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角度寻找社会流动的深层规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的任务之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现实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流动人口调控机制,形成了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自发图景、赋能图景和自主图景等纵向变迁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保障和推动社会流动的自主图景,尤其是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城乡融合图景和区域协调图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涵、问题挑战和实践进路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它确保了我们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要从政治方向、政治关系、政治能力以及政治生态四个方面理解和把握其基本内涵。同时,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能空喊口号,要深抓党内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党内民主发挥不够充分、执政能力不足、“四风”现象顽固复杂等问题,并以此为着力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体现在各级党员的言语上,落实到各级党员的行动中。做到知行合一、一以贯之,从而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国家综合安全基础在于改善乡村治理——关于问题意识和政策选择的讨论

本文以树立国家综合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化、现代化、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四个范畴的关联。本文指出,在经济领域,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向外转嫁成本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首要负外部性因素,而宗教、文化、种族等矛盾使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更具复合性特征。在中国,农村既可能成为宏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也可能成为风险集中爆发的区域。中国在面临内外叠加的重大挑战之际,需要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对于保障国家综合安全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亟待从调整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两方面入手,把改善乡村治理作为打造国家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基础性工作。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第28次研讨会

交通行业作为生产、分析和利用数据的重点行业,如何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通过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实践创新,进一步以数据赋能服务于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面向未来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2021年10月21日,由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组委会主办、同济大学承办的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2021年第3次(总第28次)常规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主题为“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数字化转型”,来自8个城市、19家单位约70位专业人士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对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下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涉及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数字化空间规划理论、交通需求预测与组织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实践需求、交通特征分析与需求管理、规划机构业务转型以及数字平台建设与应用等。

全面从严治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互影响。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法治逻辑,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管党治党方面采取一些法治化措施,形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进路。从实践路径上看,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权威,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提升其治理效能,并在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等方面与全面依法治国有共同要求。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规治党,实现党内法治,并发挥外溢法治功能。此外,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了衔接协调,表现为全面从严治党遵循法治标准,以宪法法律作为依据,在维护政党权威时确立了法制权威。全面从严治党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进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突出特色和原创性贡献。

政府效率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加快城市发展步伐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报告,抽出政府效率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5项典型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冗员率、海关的进出口通关日数、税务部门的税费、企业的娱乐支出费及法院保护合法财产和合约权利的信赖度等对城市竞争力的排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基于国家治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机制构建

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问题。通过论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发挥国家治理效应方式和具体途径,指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法人预算制度。法人预算制度应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预算体系组成的预算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应当建立国有资本经营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和相应的治理机制。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全面预算体系,应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国有资本权益变动表以及附注等。最后,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法人预算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提出了具体建议。

央地关系一体化下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发展

发展型地方主义正日益遭遇到资源要素紧约束的困局。由于资源要素的行政化配置,使得地方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层级配置来获取,向中央争取资源要素就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国家垄断公共资源要素的配置权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新机制和新趋势。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创建,其实质是资源要素的紧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以扩展区域发展空间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制度创新。而中央政府通过有选择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资源要素的倾斜政策,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力,区域的差异化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地整合进国家统一的发展模式之中。因此,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有效的治理体制关键在于建立更为公平的市场化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提高政府间关系法治化程度,为中央与地方关系运作提供一个制度化架构;同时,建立政府间民主协商与合作机制。

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与治理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在中国经历了"以法治国"、更化善治、正法治化、"以八灋治官府"的演进;在西方,历经良法之治与城邦美德伦理的治理、等级化教会法与宗教治理、自由主义法治与治理观、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法治与对抗式治理模式及后现代"治理术"的变迁,呈现出对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路径依赖"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治理道路的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的法与治理理论为指导,历经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理论与治理基础、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与治理、法与政党治理理论、依法治国与和谐治理理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正确处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治理权、治理规则体系、治理价值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治理指标体系及治理能力的关系,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的回归。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