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地税合并与企业创新——抑制还是促进?

本文基于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通过征税渠道抑制了企业创新,但通过治理渠道和税收营商环境渠道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促进作用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地区营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地税合并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兼具“提质”和“增效”双重效应。本文结论表明,统一、规范的税收征管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设现代化财税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效能评价

基于扎根理论探究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构建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系统整体效能和各子系统效能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食品安全舆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包含政府监管部门治理、企业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媒体治理和公众参与治理五大子系统。各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彼此影响,职能边界逐渐淡化;系统整体属于初级协调状态,子系统发展水平不同步,存在“短板效应”;政府监管部门治理与公众参与治理效能较高,企业治理效能最低,应重点提高企业治理效能,凝聚多主体功能优势。

生成式AI的风险挑战与敏捷治理——以ChatGPT为分析起点

作为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的出现及应用标志着人工智能生成领域迎来重要里程碑。但是,随着ChatGPT多样化应用场景的全面铺开,其所诱发的多重风险也凸显出来。因此,针对ChatGPT风险产生的现实情况,理应对其基本逻辑进行梳理与分析,并从技术、社会、法律等三个层面来探讨其风险生成,同时通过引入敏捷治理框架,以期为实现人工智能的持续健康发展及敏捷治理提供些许思路。

平台性政府:概念渊源与边界考察——多边平台和平台组织学的视角

平台革命时代与平台经济社会孕育政府平台组织建设,多边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组织范式,而既有研究缺乏多边平台概念基础和平台组织学的分析视角。考察界定平台性政府概念及边界,对于科学认识其学理定位、避免建设偏误,进而推进政府理论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平台性政府是匹配平台经济基础、推行平台型治理的政府组织模式,以多边平台业务主办方和多边平台载体承办方的组织身份出现,表现为“科层为体、平台为用”的嵌套结构,按照“政府多边平台+不同价值创造主体”的模式运作,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价值网络的生态互动型组织。平台性政府是对科层制政府的突破与局部替代,与科层制政府对立共生且优势互补。平台组织属性推动互动共治,支撑公民主权与政绩合法,而科层制底座确保秩序可控,维系政府主政与政治合法。平台性政府以数字平台为依托和建设突破口,重塑治理结构、权责体系与组织模式,以突破数字平台的技术理性和单一面向。平台性政府与平台型治理在互生中交融,是治权开放基础上公共品多元供给、协作创新与公共事务参与合作的治理模式。

趋同与共生: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从模仿到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因应

城市边缘区社区因寻求社区集体的发展权益、制度配置的优势地位、要素流动的空间正义而选择模仿城市或乡村的社区治理方式,逐渐与城市或乡村社区在治理方式上呈现“趋同”样态。社区治理方式趋同程度加深使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陷入“选择定式”困境,而走出此困境的逻辑是适配自洽所趋同的社区治理方式,引导城市边缘区社区走向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样态。达成社区治理方式共生的前提是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而真正实现自主治理需要对妨碍自主治理实现的弱项展开多维剖析。以身份构建、资产管理、产业运营、职能框架为着力点,明确城市边缘区社区法律地位,规范城市边缘区社区资产管理结构,鼓励城市边缘区社区产业发展,明晰城市边缘区社区共治联系,从而为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提供保障,为推动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方式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创设前提条件,为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重访互联网平台:概念演变、发展阶段、场景研判与治理抉择

互联网平台作为开放、多元、公共的综合服务平台,经历了初阶、中阶、高阶的演进路径,代表形态历经门户网站到数字基础设施再到元宇宙的阶段。在平台化的过程中,它不断冲击既有的社会规则和商业规范,也陷入了一定的失范境地。无论是霸权迁移和主导地位导致的平台垄断,还是经济性与公共性情境的挑战、用户权利的重构、责任主体的模糊化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其社会责任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互联网平台治理应当把握协同治理的基本盘,在前期培养阶段要培养信任与创新机制、明确利益相关主体,准备阶段要立足于数据开放与激励动员机制,通过预防、监测、沟通、规制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协同治理运行局面,最终推动治理愿景实现,协调利益相关方良性发展。

社区数字化治理的图景、困境与方略:基于动态战略三角模型

社区数字化治理作为赋能城市“末梢”精细化管理的内生选择,是一个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动态战略三角模型作为阐释公共价值的拓展性分析框架,可套嵌于社区数字化治理路径研究。通过动态战略三角模型,可从“公共价值授权、资源供给能力、服务工具评估”三个维度对社区数字化治理图景进行分析,总结出社区治理权力结构优化、响应速度加快、“网格化”简约治理实现等实践经验,以及所面临的智治理念偏差、内部压力传导、虚拟空间紊乱等现实困境。社区数字化治理秉承人文主义价值取向,需要回归模型本身,围绕干部能力提升与伦理重塑、优化组织模式与市场引入、加大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风险防范构建三个层面形成治理方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式跃升。

从“AI+”到“+AI”:人工智能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理是数智时代的重要命题。“AI+全民健身”是人工智能跨学科融合属性的具体呈现,从“AI+”到“+AI”是全民健身智慧化的价值旨归,调和“AI+”与“+AI”是AI促进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AI+”凸显技术重构,表现为重新定义时空、重构闭环赋能、协调社会行为、重塑健身理念;“+AI”强调综合治理,致力于夯实健身服务算力底座、释放健身数据要素价值、防范AI伦理风险、倡导人机共生价值对齐。研究旨在促进“AI+”技术重构与“+AI”综合治理的良性互动,助推智慧健身的全面实现。

申请加入DEPA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的相容性审视及优化路径

在全球数字博弈背景下,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符合中国当前内部完善治理需求和外部应对“规锁”挑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好国内数据治理法规与DEPA对接的问题,并以此优化中国数据治理体系,将是未来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重点。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面采取了“原则+例外”的规制标准,其例外情形体现了比例原则之目的合法、手段合理和手段适度的内涵,确立了平衡“自由流动”与“安全发展”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与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对接上,中国数据本地化存储政策在适度性方面仍可能存在与之不相容的风险。中国应以DEPA标准为参照,以比例原则为指引,有序落实执法制度和配套机制以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优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适度性,驱动数据跨境流动体系良性运转。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

研究对22位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进行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新阐释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与日常反抗路径。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算法控制”的伪装正义,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但这背后隐含其对收益追求和身心焦虑的反抗意蕴,具体体现为:“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三种日常反抗路径。重思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可以发现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弱者的日常反抗存有差异:内容创作者的生存伦理问题已从弱者反抗的普适性走向了灵活性;日常反抗从弱者的消极争斗转变为积极争斗;“剧本边界”破除需要从弱者的底层政治提升至平台的国家治理。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以“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应从历史源头、内生动力、情感旨归三个维度把握其历史逻辑,从“天下一统”“王权一统”“儒家一统”“华夷一统”四个层面明确其价值逻辑,也要从加快国家治理创新进程、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弘扬中华优秀治理传统、提升民族区域治理效能四个方面推进其实践逻辑。以历史逻辑明确价值逻辑,再以价值逻辑推进实践逻辑,进一步揭示了“大一统”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为完善新时代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建设思路。

环境污染与环境冲突——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任何忽视这种空间相关性的研究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使用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环境冲突的关系以及当前环境治理的社会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水污染是引发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当前的环境治理并没有减少环境冲突的产生,其社会效益不明显;环境治理需从环境和社会两个方面着手,调节各冲突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外溢性,需实行跨域治理。

智慧城市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研究

在智慧城市的基础上,提出预控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介绍其基本结构。从治理功能、组织结构、决策依据等方面说明其主要特征。说明如何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分布式处理技术将资源层、组织层和运行层联通整合。

债务融资多样化效应的关联性分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财务杠杆效应、公司治理效应进行关联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强还是弱，提高资产负债率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债务融资综合效应。盈利能力强的公司，三种效应同时增大，而税盾效应、公司治理效应与综合效应的关联性更强，应该适度扩大负债比例；盈利能力弱的公司，税盾效应的强化程度大于财务杠杆负效应、公司治理效应的弱化程度，即税盾效应与综合效应的关联性更强，可以谨慎扩大负债比例，但要防止将来弱化程度增大而出现的不确定性。

协同创新知识属性多维分析与CCT治理模式研究

日趋强化且严格的产权与专利保护对协同创新异质主体知识共享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社会属性视角,从法律、创新、外部和商品4个方面对专利和产权保护下异质主体知识属性进行了分析,揭示了4种属性对协同创新知识共享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契约-章程-信任(contract-constitutetrust,CCT)"的协同创新知识共享治理模式,并分析了该模式在共享高度、广度和深度3方面的正向作用,以期抑制知识外部属性和法律属性的不利影响,改善知识共享环境,提升异质主体间的信任度和知识共享水平,最大程度地发挥知识创新价值溢出的商品属性。

大学生环境治理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研究情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社会比较倾向为调节变量,探讨大学生与周围环境的情感连带、群体规范、人际信任等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变量对大学生环境治理获得感的影响。通过对1225份大学生调研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生态文明建设情境下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大学生环境治理获得感均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比较倾向负向调节群体规范、人际信任对大学生环境治理获得感的直接影响,而对情感连带与大学生环境治理获得感的关系则不具有调节作用。

社会资本能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吗?——基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实证研究

以2012年中国A股市场十大行业2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制作问卷调查,并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和相关问卷调查结果,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核心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分别从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角度研究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提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核心利益相关者中股东和经营者的社会资本会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主要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员工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反映治理效率的四个变量均不产生显著影响,即股东和经营者社会资本在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提升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国家审计体制优化:基于利益相关方的理论诠释

经济利益(经济理性)和政治利益(政治理性)是政治国家推动体制改革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在国家审计体制改革中,应以提高独立性为前提,同时不能挑战现有的政治制度,由此构建以"独立性"和"政治控制能力"为基本变量、以二分法下"政治国家-经济社会"为基本利益相关方的国家审计体制变迁的帕累托优化模型,并描绘相应的帕累托优化区间。进一步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分解与整合,构建以中央政府、地方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为利益相关方的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动力模型,以此对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变迁历程进行理论诠释。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推动国家审计体制的内生优化,实现国家治理良好治理状态与国家审计良好效能提升的互动是可选的最佳优化方向。

外部高管能否改善公司员工雇用政策——基于民营上市公司超额雇员与员工报酬的研究

以2007—2012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超额雇员、员工报酬以及不同劳动力供给状况下外部高管对员工雇用政策的影响三方面,考察外部高管能否改善公司员工雇用政策。结果发现:聘用外部高管越多的企业其超额雇员规模越少,员工报酬也越高;在劳动力供给较丰富的地区,聘用外部高管较多的企业其超额雇员较少,员工报酬也相对较低。结论表明,外部高管采用减少企业冗余雇员并提高在职员工报酬的雇用政策,同时根据外部劳动力市场供给对员工雇用政策进行灵活调整,提升了员工配置效率。

“智慧旅游”的建设框架探析

"智慧旅游"是促进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重要抓手,主要有智慧服务、智慧商务、智慧管理和智慧政务等四个表现形式,其发展框架包括制度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信息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应用体系、服务体系、法规与标准化规范体系和信息安全与运维保障体系等八大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