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北京市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J街道为例

在管理重心下移和给予基层更多权力的背景下,北京市实施了将执法权力下沉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J街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改革中出现的职权使用率较低、缺乏强制性手段和人员积极性有限等问题,提出健全职权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基层业务能力,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困境及对策探析——以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为例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2018年调整组建中国海警局并由其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海上行政执法作为海上维权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秩序发挥核心作用。文章基于中国海警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视角出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为理论依据,分析中国海警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及困境,提出进一步发展海上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包括优化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规范行使海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完善海上执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提高科技管海能力以及加强区域合作,以期促进中国海警行政执法向高效率、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山西省J市为例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队伍建设问题是改革的重点工作。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山西省J市为例,分析认为,其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专业化、专职化、构成稳定性和装备规范性等方面的不足。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一)创新帮扶指导机制,提升执法队伍人员专业化程度;(二)完善激励机制以增强执法队伍人员动力信心;(三)加大执法人员下沉力度以提高执法队伍专职化与稳定性;(四)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车辆标志以彰显执法规范性与权威性。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一起生产销售病死牛获刑案件的查处、分析和思考

畜禽屠宰行业监管事关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本文介绍了一起非法生产、加工、销售病死牛(肉)导致人感染炭疽的刑事案件,通过还原事发地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对案件的查处过程,指出了当前牛羊屠宰以及动物卫生日常监管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继而从加强牛羊等非定点屠宰动物检疫监管、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双向衔接机制3个方面提出建议,供业内同行参考。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一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较少,尤其是理论研究部分尚存空白。基于此,文章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定位为契入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内涵、依据以及原则展开全面论证分析,并结合当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经验,重点找出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监督刚性、问题发现机制、监督工作发展、监督范围、监督能力、监督质效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行政法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完善分析

网络技术在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社会稳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因此,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已经成为相关部门和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行政法视角下,分析个人信息保护现存问题,通过梳理行政法保护个人信息的法理依据、法律关系,旨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完善的措施,从而使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使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务是整合统领相近的执法职能,实行执法队伍综合设置。这一改革举措在其它领域的成功应用可为改良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模式贡献思路。通过梳理发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行政执法呈现执法主体多元独立、执法职能整合不一、执法地位保障不同等外在特征,影响了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为此,设计了“强综合行政执法”和“弱综合行政执法”等2种具有不同适用场景的执法模式。其中,“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属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易于匹配;“弱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承担资源保护类执法)+属地政府(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执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身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综合执法能力。未来,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落地,还需从政策、立法、体制等层面给予充足保障。

钱塘江水政辨析

从当代水政的现状与理念出发,梳理钱塘江水政发展脉络。法规修改、机构改革和浙江省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后的跨行业衔接问题,导致钱塘江水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认识不够明晰、机制运行欠畅的现象,相关水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存在一定风险。基于此问题,迫切需要厘清法规、改革与机构队伍3个维度的实质内涵与运行规范,同时就浙江特殊的“河海划界”等问题阐明成因与对策,提出解决当下钱塘江水政问题的路径。

论海上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的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将海上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规定于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中,海警机构的快速办理程序可以简化理解为简化海警机构办理自身具有轻微性和无争议性的简单海上行政案件的手续、流程等内容的程序规定。快速办理程序的规定,对于中国海警机构探求简化案件办理流程的方式方法具有指导性价值,为后续《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制定以及其他规定的产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海警法》以及《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快速办理程序中告知方式应改进、快办专区待建设、证据规则待简化、办案质量难以把控四个问题着手,提出了开发电子签告设备、建设执法船快办区、简化特殊证据规则应用、加强办案质量保障机制四大完善路径。对立法和执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辨析

明晰船舶油污强制清除费用法律性质是强化船舶油污精准防治机制的应有之义。随着国际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立法的日臻成熟,我国亟待厘清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以完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通过批判和继承有关强制清污费法律性质的主流学术观点,沿着认定强制清污行为属于行政强制代履行、识别海事部门与清污第三人订立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和明确强制清污费只能由海事部门依公权力向清污义务人求偿这一层层递进的思路展开论述,试图优化强制清污费行政性质认定的论证逻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