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中国进路——价值取向、制度框架与法律安排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保证药品供给极为重要,对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是保障特效专利药品充足供给的有效手段。为了保证制度实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应遵循主体性原则、公益性原则和平衡性原则,确立药品专利一般强制许可、特殊强制许可和出口强制许可3种情形的分类实施框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和启动主体应当限定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启动事由、完善启动程序和补偿标准等多项内容,以保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该制度的有效实施。

应急状态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几点思考

目的 探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以及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具体步骤。方法 通过收集中国、美国、印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法规,分析我国执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比较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可行做法。结果 我国需要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明确其执行细则,加强政策引导,鼓励政企合作等方式来保证应急状态时顺利执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结论 通过吸收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有益条款,补充和完善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和执行细则,以实现应急状态下药品的供应保障,满足公众健康的需要。

绿色专利技术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多重阻碍及应对措施

扼制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绿色专利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是重要抓手。然而,绿色专利技术在南北迁移过程中面临国际规则供给不足、国内相关制度规定粗疏、各方利益对立等多重障碍,阻滞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化应用进程。针对绿色专利技术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多重阻碍,提出在国际层面明确强制许可的绿色技术范围、建立绿色专利技术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在国内层面将绿色技术纳入公共利益范畴、拓宽绿色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申请主体范围、优化专利使用费用机制等对策,以期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专利药品“反公地悲剧”探析

经济学者认为,若过多所有人对于同一资源拥有排他权,则无人可有效运用此资源,成为"反公地悲剧"。在专利药品涉及多项专利权、且专利授权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将因专利权人相互牵制或欠缺互补导致无人可有效实施,从而陷入专利药品"反公地悲剧"。本文分析了专利药品"反公地悲剧"的成因,并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两种途径。

对强制许可制度与观念的协调研究

强制许可是我国专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实施的情况来看 ,自我国实施专利制度以来 ,其实施率为零 ,从而导致了法律界、知识产权界的人士对我国制定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强制许可制度的问题也油然而生。本文根据专利强制许可的形成依据、所产生的效果 ,结合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对强制许可的规定、限制和要求等 ,对我国实行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同时 ,结合与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协定等对强制许可制度法律条款的制定、协调 ,以及国内对强制许可的认识规定等 ,进行了协调研究。论证了在我国现行历史阶段 ,应当保留强制许可的观点 ,并对强制许可法律、法规的修改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的出发点在于防止专利权人滥用专利权,以此达到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的目的。我国自颁布实施《专利法》以来,就规定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是长期以来,该制度都不为人们所关注,使得该制度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提出相应完善举措,从而使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更加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研究——以瑞德西韦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瑞德西韦专利药品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其仍在试验中,但给重症病患带来了希望。当前的疫情发展形势符合我国《专利法》规定的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条件。首先概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及其特点,分析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立法实践,提出瑞德西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应适当放宽申请主体限制、适度扩宽申请事由规定、善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谈判价格、制定符合国情的专利许可制度等建议,为我国启动药品强制许可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专利的公共政策--以印度首个专利强制许可案为例

2013年德国拜耳公司诉印度拿特科公司一案中,印度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维持了授权拿特科公司的药品强制许可。这是印度首个专利强制许可案,对发展中国家有导向性作用,也将对欧美大型药剂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产生巨大影响。本世纪初建立在《多哈健康宣言》《总理事会决议》以及《修订TRIPS协议议定书》基础上的药品强制许可机制,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民众能够负担起必要的基础药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某些公共健康危机。不过,机制建立至今,实际案例还是屈指可数。中国专利法上虽有这一制度,但却从未利用这一公共政策工具颁发过一例强制许可。在财产性权利和生命健康权利发生根本性冲突时,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工具,专利强制许可可以在医药市场上加以运用。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从“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谈起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事件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事件不只涉及刑法问题,其背后透露出的发展中国家完善和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值得学界深思。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通过介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实践,反思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现状,并为解决相关问题提出法律和政策思路,以期未来中国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对药品专利及其强制许可的研究——以“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困境为视角

购买仿制药问题涉及到药品专利及其强制许可制度。在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正致力于通过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样的诸边贸易谈判,将《TRIPS协定》所确立的药品专利保护标准提升至所谓的TRIPS-plus标准,在药品专利的授权条件、保护期限及药品的市场准入等方面都采用更高的保护标准,但这种努力目前很难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为公共健康目的,《TRIPS协定》及《多哈宣言》就药品的强制许可作了明确规定,但这种权利限制措施在实施时应作严格限定,仅仅是专利药品的高价不能成为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由。在不能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情况下,无法负担高价专利药品的病人为自用目的而非营利性购买国外仿制药的行为不应认定为非法。

专利强制许可下的专利权人权益保障论

专利权人在专利强制许可中的利益损失并非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当然、必要"牺牲"。专利人权益保障不充分会造成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专利权人创新动能减损、技术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进而影响该制度的实施和正常功能的发挥。公平保障专利权人权益在价值取向上符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道路选择,在制度逻辑上坚持了我国知识产权激励论和专利契约论的立法初衷,在权利主张上具有知识产权请求权基础。被强制许可专利权人的权益保障应当以激励创新为目标,以公平原则为补偿标准,建立专利实施者与政府区分责任制或双轨责任制,建立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实体权益与程序权益相结合的多元多维权益保障体系。公平保障在经济上应实现以正当市场价值为基础进行类别化区分,综合考虑个案情形专利使用费裁量标准;在精神利益上维护专利权人的身份标识利益与市场商誉;在程序利益上以预警制度为重点稳定专利权人合理期待。

我国专利当然许可制度分析--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2、83、84条

专利当然许可制度是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引入的一项新的许可使用制度,与已有的许可制度相比,该制度具有主动性、自愿性、单向性、普通性和低成本性。如何借鉴国外相关规定,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发挥其在促进专利转化和推动专利运用和实施中的作用,需要出台专利当然许可制度指南,切实保证实施效果。

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

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选择,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技术传播。从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哲学的角度来看,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我国政府应借鉴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体系,实现专利社会及其经济功能。

论药品专利许可与公共健康权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会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本文在考察国际社会实践和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以及法律制度等多重角度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由此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法律途径。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可以实现专利制度的双重目标,既通过一定的利益回报维持专利权的激励作用,又能够实现公众有效地获取专利技术。实证研究表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会对技术创新造成阻碍和损害的假设是不成立的。经济学的分析也表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并不会削弱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功能。各国的专利强制许可实践更表明强制许可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专利权的滥用,促进专利技术的转移和实施。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提高我国药品可获得性的可能性及相关对策探讨

目的:为在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时,能有效降低专利药品价格,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不适用的原因。结果与结论:政府应寻求其他有效途径,增加药品的可获得性,改善宏观政策环境,并鼓励企业增强自身实力。

生物技术专利的反公地悲剧及其应对

由于生物技术专利的持有人较多且交易成本较高,极易导致生物技术专利领域出现反公地悲剧,从而影响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交易成本较高时,理论上对法定权利采取责任规则的形式更为有效。强制许可和专利永久禁令适用之例外是专利责任规则的保护形式,但强制许可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可以通过专利永久禁令适用之例外的方式来解决生物技术专利的反公地悲剧问题。也可通过生物技术专利池的方式来解决反公地悲剧的问题。生物技术专利池的构建应尽量降低构建成本,采取灵活的许可方式。

超《TRIPS协定》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变异及应对策略

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后《TRIPS协定》时代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又一举措,由此所产生的超《TRIPS协定》条款使得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被变异,难以实施。当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或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造成障碍时,立法上应明确其冲突解决方式,有利于避免今后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受到不利影响。

物联网背景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层级的选择

SEP许可层级选择包括“对任一人许可”与“对任一人开放”两种。德国法院支持“对任一人开放”,认为权利人在保证SEP“开放”的前提下,并无义务对任何实施者均直接提供许可。该观点总体合理,但应对“开放”的程度加以要求。从FRAND声明和标准组织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看,权利人不因FRAND声明而负有“对任一人许可”义务,除非标准组织明确要求或明显能读出该种要求。大多数标准组织用语模糊,无法直接读出其对“开放”的要求程度。从专利法看,尽管权利人负有许可义务,但该义务未达到“对任一人许可”的严厉程度。专利法可通过理顺某些单方或双方法律行为的性质、重构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救济颁发的条件、畅通许可信息有效公开的渠道等有效保障“开放”。从反垄断法看,反垄断法不要求“对任一人许可”,但权利人仅应就其SEP向一条供应链上各许可层级的实施者收取一次许可费,不能重复收费。权利人主张获得专利应用在供应链下游产品而产生的价值,不违反反垄断法。为切实保障必要专利的“开放”,权利人一些禁令请求行为可能因具有反竞争性而受到禁止。从我国产业发展看,选择“对任一人开放”并保障适当的“开放”程度,不会损害我国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