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效应评估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是退耕还林还草的主战场,其退耕成效直接反映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整体实施效果,为新征程中巩固和拓展退耕还林还草成果提供经验镜鉴。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文件明确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20年生态系统年总初级生产力(AGPP)数据集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集,对比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的退耕区和未退耕区AGPP和NDVI的年际变化差异,以此来评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生态效应。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面积为178554km2,占2000年耕地总面积的44.71%;(2)研究期内,退耕区与未退耕区AGPP和NDVI整体表现出增长趋势,其中退耕区AGPP和NDVI呈现极显著和显著上升趋势的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69.07%和86.51%,未退耕区的占比分别为65.88%和72.61%,且退耕区AGPP和NDVI的年均值和相对变化率均高于未退耕区;(3)2000—2020年整个区域、退耕区以及未退耕区AGPP和NDVI年际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均表现出线性递增态势,且退耕区AGPP和NDVI的增长始终高于整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未退耕区。因此,研究通过探讨原集中连片特困区退耕还林还草对AGPP和NDVI的影响,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近距离煤层群协同机理对下位煤层巷道围岩应力研究

针对山西西易煤矿近距离4-1煤层、4^(-2)煤层,上位4-1煤层遗留煤柱对底板应力集中问题,讨论下位4^(-2)煤层巷道布置特征。通过塑性理论计算得出遗留煤柱对底板影响深度为25 m,大于上、下煤层夹层厚度,并计算得出遗留煤柱对底板横向影响范围为33.9~39.9 m。基于FLAC3D数值模拟分析下位4^(-2)煤层三种巷道位置布置方案,得出巷道布置在采空区最有利。综合分析遗留煤柱应力影响范围和数值模拟方案,得出下位4^(-2)煤层巷道外错40 m最为合理,且利于相邻工作面巷道布置。同时,提出采用“工字钢棚+锚杆+金属网”联合支护形式,在掘进和回采期间巷道稳定性较好,能保证正常矿井生产。

基于SNA的藏族山地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公共空间结构优化探析——以丹巴县中路片区为例

空间结构是传统村落格局和空间要素分布的整体表现,合理有序的公共空间结构层次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研究以甘孜州丹巴县中路片区为例,以片区内公共空间为解译对象,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相关指标,从“整体—节点”两个层级,定量分析村民行为需求下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公共空间整体结构的派系组团模式、功能层次类型、各空间节点的层次特征及相关原因分析。最后以空间结构满足行为需求为导向,从填补网络空白、完善派系功能以及节点分类优化的角度提出差异化的公共空间结构优化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影响因素及效果评价

山西省委省政府采取“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五个一批,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其中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扶贫路径,是贫困人口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乡村振兴战略下吕梁山、燕山——太行山2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1个已脱贫县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投入大、见效慢,受贫困户自身因素影响大,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影响因素及效果,对巩固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和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展转型。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经验解释与发展策略——以贵州省D县为例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彻底解决,即将转向乡村振兴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区域的特殊性,贫困地区仍然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和返贫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脱贫攻坚时期的脱贫经验进行总结,以为新历史时期的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特困地区的特点及脱贫攻坚期间所面临的问题;结合D县的案例,认为借助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等是占中国贫困人口较多数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要脱贫经验;根据D县经验,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新时期所要解决的如何摆脱再次陷入贫困的风险、在乡村振兴阶段如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两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事业发展至今,实践逐渐证明了以单一对象为主体,以完整性保护为单一主导原则的模式已到瓶颈,保护主体逐步转向多层结构,即以传统村落为核心,与多种资源组织结合的有机网络。总结了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平定县的共性经验,从资源整合、保护开发、动态活化、机制构建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其县域内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策略,在此基础上提炼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为先例之总结,为后者之参考。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在阐述多维贫困和空间贫困概念内涵及其指标基础上,提出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即强调科学性和主导性原则、重视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度的可操作性、体现减贫与反贫困的新要求、突出区域性和空间刻画能力。据此,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4个维度,收入和消费、市场连通性、人口状况、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地貌要素、自然灾害、生态安全、农业生态、粮食安全和政策的实效性共13个指标组,27个原始指标或生成指标构成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讨论了空间贫困测度指标的检验、获取方法和空间化等关键问题。

1980～2010年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路可达性演化研究

以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年、1995年、2010年的公路网络数据,定量分析公路网络结构及公路可达性的演化,并通过对公路可达性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路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0年,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路网络结构不断优化,但优劣排名具有较稳定的继承性。1980-2010年,网络可达性有不同程度地改善,网络可达性的优劣排名具有稳定性;栅格可达性相对较好的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等,相对较差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根据1980-2010年网络可达性的空间集聚关系,将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划分为维持原样型、趋于集聚型、趋于均衡型3个类型。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度量及动态演变——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随着扶贫理论和扶贫工作的深入,贫困的度量已由传统的经济指标向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在内的多维度扩展.依据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划定的扶贫主战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宁夏西吉县为例,基于2001—2012年数据,结合信息熵分析西吉县多维贫困的时间演变趋势,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阐述.结果表明,2001—2012年,西吉县的贫困程度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经济因素始终是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不断减弱;后期,环境和社会维度对贫困的影响逐渐增强.一方面,在改变生产方式、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推进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草)、植树造林工程和农户后续生计的培训,促进生态恢复.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和饮水等为重点,促进基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本上改变西吉县贫困落后的面貌.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来自西藏的实地调研

文章对源自西藏5市2地的1013份农牧民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对精准扶贫各维度进行公因子提取,并对提取的公因子与农牧民精准扶贫总体满意度进行了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和人口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年龄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正面影响;婚姻和受教育程度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负面影响;脱贫意愿和精准识别与精准扶贫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精准帮扶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同时,提出了西藏各级政府要创新政府精准识别体制机制,健全贫困户动态退出机制,优化扶贫资金分配机制,优化产业扶持和金融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后,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应如何把握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的关系而产生了不少困顿。连片特困地区的提法早已有之,经过一系列的政策演变,在区域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仍需解决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带动减贫效应的削弱、进一步提升片区攻坚减贫效率、多维贫困问题、消解片区的贫富分化、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片区攻坚融合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区域发展为视角、提升片区定位精准度,以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升减贫内涵精准度,以精准扶贫为视角、提升脱贫手段精准度,构建精准扶贫与片区攻坚融合推进的新机制。

区域性整体脱贫致富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回顾区域性整体贫困概念的基础上,具体梳理和介绍国外财政税收扶贫政策、法律制度扶贫模式、就业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模式、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和中国财政扶贫模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产业扶贫模式、移民搬迁扶贫模式和能力扶贫模式等的概念、特点以及产生问题,以及总结江西省集中连片特困片区践行有效的典型扶贫模式。由于各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同,因地制宜实施区域脱贫模式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在现有中国扶贫成效的基础上,区域扶贫模式的开发和选择应注重长效机制、适应机制和匹配机制。

贫困文化与精准扶贫的一种实践困境——基于贵州望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寨的实证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瞄准是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策略。当下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仍是精准扶贫的难点。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地贫困文化的象征符号、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具有巨大的维持贫困生活方式的传统力量,对精准扶贫及其携带的现代主流文化形成包围和切割的阻碍困境。精准扶贫与贫困文化存在三组矛盾关系:扶贫经济与贫困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快扶贫—慢生活"的行动规范冲突和"理性—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冲突。因此,精准扶贫要与改造贫困文化同步进行,要放慢速度,突破贫困文化的传统社会规范,要做好义务教育与成人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培育贫困人口的现代理性精神。此外,精准扶贫还要关注贫困文化变迁中的文化震惊与文化堕距现象,防止贫困回流与社会失序或社会解组。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与时空变迁

基于2014—2018年原始数据,运用改进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包括生产生活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空间发展能力及公共服务能力4个维度的自我发展能力测算指标体系,分别从截面和时序两个方向测算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各维度指数得分,并运用ArcGIS软件刻画时空特征与变迁趋势,为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与脱贫攻坚的推进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水平偏低,但呈现增强趋势;各片区自我发展能力不一致,发展不平衡;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上属于公共服务能力制约、经济发展能力驱动型;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空间格局演变趋于一致,呈现“由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逐渐增强”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此,提出发挥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等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分析——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我国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扶贫效果的必然要求。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对其2014—2018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进行量化测度,测度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几近一半的县(市、区)属于"低投入、低产出"类型,而制约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因素各不相同。为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我国脱贫攻坚进程相匹配,必须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强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特殊作用的认识,针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的不同类型采取非均衡扶持策略,搭建政府与社会"合力"制度通道,重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文化主体地位,以突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梅佐乔诺陷阱"。

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

本文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脱贫的方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往往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动摇着本就脆弱的生活、生产能力,也加速了区域间的不平衡。采用"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反事实法可验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反贫困中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制度保障和能力支持的结论,并由此提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出力度、将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政策框架、重点对口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扶贫人员能力和待遇等对策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研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例

教育精准扶贫是集中连片特困区实现脱贫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实际上,教育精准扶贫在取得成绩同时产生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而国内外对该问题鲜有关注。本文在全面阐释了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概念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技术系统构建了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这8个县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这既表现在宏观层面的不同特困县综合绩效和均衡绩效的差异,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扶贫支持环境"等评估指标之间均衡绩效的差别。今后集中连片特困区应在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以及教育扶贫支持环境等方面继续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精准识别各贫困县和村的脱贫短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及改善扶贫环境,以推动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

连片贫困地区规划探索——以江苏省石梁河库区东海片为例

连片贫困地区成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连片贫困地区的减贫实践,以江苏省连片贫困地区石梁河库区东海片为实证,归纳贫困状况与致贫原因,按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推动城乡空间的适度集约集聚发展、促进产业发展的开发式扶贫、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建设基础设施、注重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规划措施,并制定近期行动计划,落实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实事及生态环保四大类重点项目上。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甘肃省31区县马铃薯产业为例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当前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驱动该地区产业科学发展,激发当地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是实现精准脱贫和可持续生计的有效路径。甘肃省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备贫困程度严重、返贫率高、生态脆弱和城镇化率低等核心特征,马铃薯产业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有较强的产业代表性。因此,以马铃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产业扶贫效率,提升其扶贫效果,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目前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更鲜有从马铃薯产业角度出发去研究扶贫贡献程度的。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取了甘肃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1个区县的马铃薯产业数据,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灌溉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财政支持作为解释变量,运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马铃薯产业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自然断裂法刻画扶贫效率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马铃薯产业扶贫效率整体较高,但地区差异较大,有明显的空间聚集向扩散演变的趋势。财政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灌溉水平、城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产生的作用也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