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的司法治理模式及其选择——以醉驾案件为切入点

随着以醉驾案件为代表的轻罪治理工作从“治罪”迈向“治罪与治理并重”的时代转型,我国逐渐形成了轻缓刑罚、无条件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三种并存的司法治理模式。审判阶段适用缓刑、定罪免刑的轻缓刑罚模式,具有罪刑相适应、短期自由刑否定两大理论基础,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轻罪附随后果严重而预防不足的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宽缓处理的无条件不起诉模式,将轻罪案件直接排除在刑罚制裁范围之外,可以彻底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发生、减轻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但也面临放纵犯罪、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适用局限性。近年来,由检察机关根据行为人履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决定是否起诉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实践兴起,通过发挥刑罚替代、矫治预防功能,实施治理的外部激励机制,可以被视为未来轻罪司法治理的创新模式,但也需要处理好这一模式的理论非议、社会力量发展不健全等适用障碍。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自2012年我国法律确立附条件不起诉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扩大了适用对象,逐渐成为一种有助于轻罪治理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形成过程与欧美国家的相关制度发展保持了大体一致的态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的基本理念,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预防轻罪嫌疑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活力。未来,有必要将这一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轻罪案件,完善其适用条件,确立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监督考察项目,建立较为完善的教育矫治体系,健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将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使其发挥普遍的规范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