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硬指标”何以实现“软着陆”: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策略选择

为克服一刀切式的“粗糙摆平”问题,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通过推动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实现更为精简和规范的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能力视角下,构建“任务—策略—目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D县提升“执行力”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面对进入基层场域的政策数量内容日趋增多,政策指标愈加“硬核”,这体现为“目标更加清晰、权责更加明确、奖惩更加分明”,基层通过提升政策执行力来实现政策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法性”构建打造纵向到底的执行链条,强化政策目标设定的权威性、认同性与可操作性,达成执行效率的“软着陆”;通过以“合理性”建构形塑检查验收机制,压实政策要求和工作责任,达成执行效果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情性”构建形成紧密型的组织化联结关系,激活基层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和“内生动力”,以精准执行达成政策的降本增效,实现政策效益的“软着陆”。“法、理、情”融合为提升基层政策执行力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要求,有助于打开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黑箱”。

情理法协同共治——农村滥办酒席的应对之道

近些年来,我国局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滥办酒席问题,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造成了不良影响。农村滥办酒席是由于情、礼、利三重因素异化交织而成,只有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才可能找到最佳出路。从法治角度而言,现有治理体系必须正视软法的局限,应当通过立法规范与软法引导的方式完善治理体系。从情理角度而言,对异化的情理应考虑重塑理念与更新规则的方式予以调适。与此同时,需要采取协同治理与加强监督的举措为长期治理提质,进而实现对滥办酒席问题的根治。

情、理、法协同治理:从“砂场如战场”到河清海晏的关键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河砂治理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管理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国内外学者围绕河砂的开采、影响、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单一视角切入,侧重于合法性、合理性的分析,缺乏从情感合理性角度进行深入讨论,而且大多数研究仅聚焦于河砂本身而忽略了河砂背后的“人”的存在,偏重于资源“权利”分析而轻视了资源治理背后的“权力”动态。基于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要求,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韩江三角洲河砂资源开发与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张力以及多元主体基于“情、理、法”展开权益博弈的调查研究表明,惟有实现情、理、法的协同治理,河砂治理才能实现从紊乱向和谐的转变,为实现河清海晏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中的选法推理谬误及其矫正

在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法律适用中,对争议定性、确定相应的冲突法规则、查明外国法内容并予以适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当前部分裁判在这一推理过程中的逻辑存在瑕疵,主要表现为对争议“涉外性”的认定不够统一、对法律关系的识别不够准确、对争议事项的分割不尽合理、对我国冲突法规则体系存在误读、对外国法内容的理解不够充分等。现有立法的国际化取向和制度体系的内在不足,以及裁判人员在思维及知识层面的欠缺是导致上述逻辑瑕疵的基本原因。对此,应考虑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涉外民商事立法及选法实践,完善国际私法立法,加强类案裁判制度和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建设,并提高司法机关专门化和裁判人员专业化程度。

情理法交融:网络政务互动中的形象建构与关系管理

近年来,随着电子政务的逐步推广,网络政务互动中的政府形象建构与政民和谐关系管理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从形象建构与关系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政府所构建的形象类型及其采用的话语资源,以及这些形象在政民和谐关系管理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在网络政务互动中主要从法治、理性、情感三个维度采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建构法治型、理性型和情感型三大类政府形象。通过情理法三维度的政府形象的有效互补与融合,可达到较为理想的政民网络互动关系管理效果。该研究探索了情理法交融的政府形象建构在关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为网络政务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参考。

许鞍华电影《第一炉香》与张爱玲小说影视改编

许鞍华具有“张爱玲情结”,所以会三度改编张爱玲小说。对经典文学文本进行影视改编本身具有极大的艺术风险,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较高,其小说创作形成了独特风格,被称为“张爱玲体”,影视转译很难捕捉其风格特征。张爱玲小说大体可分两类,前期多为心理分析小说,风格浓艳,后期多为世情小说,风格平淡,比较适合改编的是第二类作品。在已出六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中,《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较具创造性,取得成功,而《第一炉香》《倾城之恋》《怨女》较为平庸。

情与理的冲突——戏剧《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比较

选取昆曲剧作家汤显祖的《紫钗记》与乌克兰戏剧家伊凡·弗兰科《被盗走的幸福》,对其中人物形象及结局构思上蕴含的情理冲突进行比较分析。李益的懦弱与他对小玉的情真意切在面对卢太尉强权下表现出的情理冲突,与米科拉从开始的软弱以致为了丈夫的尊严最后杀死情敌前后反差的情理冲突是相似的;霍小玉对李益的痴情与后来她在婚姻面前的让步形成了情理冲突,安娜被迫嫁给了米科拉,但她真正爱着古尔曼,她对丈夫的情感变化前后矛盾引起的情理冲突是与霍小玉不同的;纳斯佳和巴比奇坚持正义与韦夏卿在封建强势“理”下违背友情的情理冲突是不同的。在结局构思上《紫钗记》“以情胜理”和《被盗走的幸福》“以理御情”形成了反差。

“直接适用的法”的界定与评析

“直接适用的法”是从司法判例实践中引申出来的一种观念范畴。“直接适用的法”是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新的法律选择方法。“直接适用的法”的走向表现为它与主权国家同在,且具有公法化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分布与平等适用,又要合理限制其数量和范围,并逐步以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取而代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贯彻《婚姻法》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析

20世纪50年代初期《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基本废除了传统社会中的婚姻陋习,建立了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为原则的现代婚姻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死亡现象。其直接原因主要是婚外性关系和离婚,而对《婚姻法》缺乏正确有效的宣传、基层干部的粗暴干涉和司法部门的敷衍推诿则是更深层的社会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婚姻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死亡现象,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是当时社会改革中难以避免的"牺牲"。

《牡丹亭》的剧情结构与思想表达

《牡丹亭》以情理冲突为主线,剧情以由生而死、唤死回生、翁婿冲突三段为主体,折叠式结构具有内在的完整统一性,支撑了作品深刻思想的表现。《牡丹亭》将矛盾对立形象的设置由《紫箫记》、《紫钗记》的恶人恶行转为表现善人恶行,杜丽娘形象也发生了现实性回归,这是对社会生活更为深刻的认识。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表征、缘由及应对

从“制度、结构、价值”维度出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分析发现,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表征为官方话语和地方性知识的语义冲突、“代理人”和“当家人”的代理失衡以及情理逻辑和法理逻辑的情法矛盾。究其缘由,在于正式制度规范性与非正式制度灵活性的张力、向上代理行政性与向下代理社会性的张力、国家治理价值刚性与社会治理价值柔性的张力。因此,需以话语包装实现正式制度非正式表达,以任务共同体实现向上代理向下平衡,以情法竞合实现法理逻辑情理化运作。

传统合法化资源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基于农民工1733份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议题。但是,其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赋予合法性仍缺乏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733份农民工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深入观察到诉求者“利”的合法化方式和策略,以及内化的“情”“理”“法”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发现,在“重义轻利”为主导的文化心理框架下,诉求者需要把“利”合法化。通过“情”“理”“法”来赋予“利”以道德涵义和逻辑,从而形成了“情”“理”“法”的交互关系。由此,论文根据“情”“理”“法”的三者关系把合法化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情理法模式、理想型的法理情模式和现实型的理情法模式。以“理”作为评判底层民众利益表达行为的标准和尺度存在模糊性的风险。现实型的理情法文化心理模式意味着诉求者的心理结构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为此,政府在处理诉求者的利益表达时需要加强法治化的引导。

跨越时空的文化冲突与人性冲突——重读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中篇小说《苹果树》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人性内在的冲突和审美理想审美观念方面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人类永恒的困惑。

“理语”的重塑——船山“化理入情”诗理观的内生成语境及分类形迹

诗中"理语"历来是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议题,在其纷繁的发展进程中,王船山之理语辨析具有一定的廓清与重塑之功。从渊源来看,宋人的"物理"说、严羽的"词理意兴"说、元明以来的"崇情斥理"说、郝敬的"诗家之理"说、陈白沙的"以情统理"说等成为船山诗理观形成的内在语境。从辨析过程看,船山诗理观隐含了一种分类思维。他批判诗中议论,认为议论诗中所暗含的"逻辑""诋讦""凌杂"特征,违反了诗歌"主情""平和""纯净"的特性。他承认诗中表现万物规律的"物理"之必要性,但其关注重点则在"物理"背后所连结的情意内涵。对于诗中探求人世哲学问题的玄理、性理,船山亦秉持"化理入情"的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极力突显了诗情之于哲理的统摄性地位。

大学生心理冲突及其原因探析

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许多心理冲突 ,主要表现为“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实际能力与期望值”和“情感与理智”等几个方面。这些心理冲突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大学生自身的原因 。

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内涵丰富,包涵了案件中的情感、事实与人性三个维度的意义。透过传统司法中人情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现,传统司法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人,而是通过情理展现出的具体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中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执行命令还是执行法律?——兼论《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公务员有权说“不”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级公务员拥有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有说“不”的权利。该法条相对于该法草案中的“不得对抗”上级命令来说,其法治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如果从当命令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公务员究竟执行命令还是执行法律的具体案例出发来解读《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那么,该法条的实施便有其现实的困局。因此,需要分析造成我国公务员在命令与法律冲突时对上级命令说“不”难的原因,制定保障公务员说“不”的权利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