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汉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修撰

自《四库全书》修成以来,关于《四库》馆内的汉宋之争时有论及,多认为《四库》馆为"汉学之大本营",《四库全书总目》亦为汉学之体现。然若以翁方纲和姚鼐为中心,可以发现,为学偏向义理的学者在《四库》馆内通过"正面对抗"和"迂回坚持"两种途径坚持己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的角度说,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商略古今,折衷汉宋:论王先谦的今文《诗》学

嘉道之后的《诗》学承乾嘉之余绪,固有重考据之风,然亦有其相当复杂的一面,首先是考据中有今文一派的兴起,其次是重视考据研《诗》的学者,无论是古文、今文学派,两种文本都很重视;三是所谓宋学,即重视义理、诗旨、文气的研究方法,并未因考据学的兴起而终止。王先谦的《三家诗义集疏》及其经学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嘉道以后《诗》学的复杂状况。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阎镇珩的骈文与学术思想析论

阎镇珩的骈文数量不多但其骈文意识明确、骈文兴趣强烈。他以古文为骈文,注重语气词和虚词的使用,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文,追求骈散交融的魏晋文风;多写所闻所见,现实性和真实性明显,即使是历史性题材,也多借古讽今或以古鉴今,情感浓郁,文气流畅。在文章和学术思想上,他师承桐城,推崇宋学,批判汉学,但又不废骈文。这说明文章崇尚与学术倾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学文汉宋之间:陈寿祺的文论

陈寿祺是清代福建第一个汉学大家,颇有一时文名。作为嘉道之间的汉学者,他表现出某种过渡性。一方面坚守汉学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到了时弊,并反思汉学弊端,再次重视理学修身的重要性,表现出很强的经世精神。他的文论也由早期纯粹的汉学之论转变为以"立诚"、"有用"为宗旨,体现出汉宋调和的特色,而区别于同时代的古文家。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戴震研究的新收获

文章以《戴震年谱长编》(简称《长编》)为研讨对象,评述了该书在戴震生平、思想、学术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编》恪守文献为本的原则,尽力搜罗与戴震生平、交游、著述相关的文献,巨细不遗,辨伪存真。第二《,长编》体例编排很有特点。正编之外,特设附编,始于戴震逝世的次年(1778),迄于戴震弟子段玉裁逝世之年(1815),进一步反映了戴震学术的传承和影响。第三《,长编》充分论述了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作者特别指出,戴震的朴学成就固然举世公认,同样,戴震的哲学思想也影响深远。在戴震心目中,并无所谓汉学、宋学的严格畛域。戴震虽批驳宋明理学,但其治学方向更加宽广,实为建立一种新的义理之学。这是戴震学术高于侪辈之处。

论易学源于山东——兼论汉以来山东古代学者对易学之贡献

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易学有汉易系统、晋易系统、宋易系统三大形态。有材料证明,这三大系统开风气之先的都是山东学者。汉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孟喜,集大成者是郑玄;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王弼;宋易系统开风气之先的是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易学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纵览文化轴心期以后汉以来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看出,山东学者对我国易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刘师培治学特点平议

刘师培身处清末民初,其学术亦由传统走向现代,终归完成了现代蜕变。刘师培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左传》学多承自家传。刘师培治学试图纠合传统学术分歧,等视经史、平分今古、持平汉宋、会通中西,但是随着现代学术观念与学科的建立,他的努力最终并没有结果。综其一生来看,刘师培在论学上力求会通,但有时将彼此互异的东西纠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融而未化是其特点。在生命晚期,他沉浸学术之中,在学术上逐渐走出经学误区,走上了学术专业化的道路。

论惠栋易学转向的逻辑理路

乾嘉时期,惠栋首标汉帜,开启一代学风,在由宋学向汉学的范式转移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学术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转进,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多重内外因素的不断促成。惠栋罢黜宋儒之"变古"学风而倡导复"汉"之古,通过对汉易文献的疏证管理,融训诂和象数方法于一炉以治《易》。惠栋在文本考据和古籍整理的背后,潜藏着其较于宋儒解《易》方法及价值观之分歧,其思想最终落脚到"元气"视域下"新汉学"的构建,这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汉宋学术对戴震治经的影响

戴震集清代前期学术诸家之大成,不仅有淹博的经学素养,识断精审,不泥于古人成说、汉唐旧注,从经文原典求索圣人文意,而且,他治学能够博涉经史百家之学,兼采汉学训诂、宋学义理,并融汇训诂、义理于一体,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本文通过类比、综合的论证方法,阐述了汉宋学术在戴震治学生涯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