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民”:构建天下秩序的路径指向——以丘濬《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丘濬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探讨如何构建天下秩序,写成了《大学衍义补》。在该书中,丘濬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坚守以“养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极力要求后世君主效法尧舜,以“诚”待民,尽职“养民”,力行“仁义之政”,再现“尧舜之治”。丘濬一再强调,“养民”是君主施行“仁政”的真正体现,只有将“仁政”聚焦到“养民”上,才能真正构建天下秩序,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丘濬看来,“养民”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具体路径,也是唯一路径,君主只有施行“养民”之政且“兼爱华夷之民”,才能真正实现“华夷一家”的大同理想。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试论周初的德性政治观

周初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兴替的政治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把政治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上,并据此提出了以敬德、保民、慎罚为核心的德性政治观。德性政治观的产生是历史理性、价值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时产生的标志,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试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演进及其产生原因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先秦民本思想经过夏商两代的酝酿,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继续发展而趋于完善,将君与民的关系提高到关乎江山社稷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统治者对前代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是思想领域从神本到人本的变化,三是社会大变革的推动。

天地人 三才合:中国卓越企业家素质模型构建研究

基于对中国独特政商人文情境的深度思考,以本土卓越企业家任正非为例,通过对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厘清了卓越企业家素质的内涵,即卓越企业家素质是使企业家在商海沉浮中脱颖而出的综合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映射,是支撑企业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或隐形冠军的一系列能力;提炼出卓越企业家素质的三大维度,即有情怀、懂江湖、通人性;将中国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文化理念匹配到企业家素质三大维度上,构建了中国卓越企业家的“金三角”素质模型。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家自我修炼及企业管理提供有益启示。

社会融合视域下助残产品设计的“促融”问题探讨

文章从残疾人的社会融合问题出发,在明晰残疾人群的排斥现状和融合要求的基础上,对产品设计“促融”效用进行分析。着重就产品的“工具属性,增加人的社会活动类型及扩宽人的社会活动半径”“符号属性,重塑人的既有身份形象”以及“交互属性,影响人的使用习惯,进而改变集体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来阐释解决当代残疾人群社会融合问题的应有观念及路径。

西周谏臣芮良夫思想探赜

芮良夫为周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既博雅多识,又慷慨直谏,是西周历史上为数不多、有着鲜明形象的忠正之臣。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参,细读清华简《芮良夫毖》和《国语•周语上》《逸周书•芮良夫解》《史记•周本纪》等多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大体了解芮良夫的生平事迹,窥见芮良夫的光辉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敬天思想、民本思想和尚贤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出历史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有助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同样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独特根基。中国共产党通过抽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发掘传统要素的隐含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具体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对“广土巨族”的“大一统”治国理念的扬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以民为本”“重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的扬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对“廪实知礼”“惟勤尚雅”的重德理念的扬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理念的扬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大同思想的扬弃。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确立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基于“三景”理念的宁波新三江公园景观设计

新三江公园位于宁波市三江交汇的城市核心地带,是宁波“两心一轴、三江六岸”城市核心景观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地段历史文化悠久,是宁波最繁华的三江口商圈。公园存在的问题为景观不佳、联通不畅、水质污染、设施老旧、人气不旺。该文以宁波新三江公园滨水景观为例,针对场地内现状和存在问题,基于我国古典园林“三景”设计理念,通过对声景、光景和香景的景观设计,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脉,融入现代元素,满足人们对“三景”的体验需求,打造出具有现代景观特色的“水清、岸绿、景美、和谐”滨江环境,建设美丽宁波和提升城市品质,也可为拥有类似生态秉赋的城市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不可比附,民本与尊神是护卫君权的有机统一体,民本是君权的附庸。伸天仁民是董仲舒民本思想的特色,董仲舒在伸天主张掩护下的亲民思想,比先秦的民本思想有新的发展,并且达到了这种思想所能够达到的高峰。他强调"仁"应该施及民众。他较早提出了关注民生,调剂贫富的主张。他的教化思想出发点是建立君仁民从的和谐社会,然而难免成为愚民的重要途径。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基于“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的四川湿热病证易感性成因探讨

近年来湿热致病逐渐引起医家们的重视,同时也是广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热点。笔者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发现湿热邪气是四川地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四川人罹患湿热病证的机率也明显高于其他病证,四川地区对湿热病证具有高度易感性。笔者立足"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探索、总结四川人易感湿热病证的成因,为进一步制定四川人湿热病证防治对策提供研究基础。

《天问》题名考辨

《天问》是"天"来"问"人,而不是屈原"问天"。这个"天"并非神秘的天(上帝),而是屈原艺术构思中特指的"天民"。屈原采用借天设问手法,问各家对各种问题的解释、论述以及各种文字记载、口头传闻,是否准确无误、是否真实可信、有何依据、能否验证、如何求证?这样解读,《天问》题名与作品内容就一气贯通了。

落下闳的族属之源暨浑天说、浑天仪所起源的族属

落下闳为巴人之源出赤狄支系皋落氏者,汉代浑天仪由落下闳始造,浑天仪所本理论为浑天说,而由落下闳的族属及其郡望学统、战国测星和西汉改历的史实、浑天思想的神话来源等观之,浑天说、浑天仪或非先秦华夏之族的旧学古器,而极可能起源于四夷中的狄、巴之族。

中华审美文化的四个元关键词

关于汉字与中华审美文化之关系,学界的认知和探讨尚停留于对鲁迅"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之结论的阐释,而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未能从根源处追问并验明汉字与审美文化的血缘关系,从而揭示中华审美文化的字生性特征。中华审美文化的孕育、诞生、成长乃至生生不息,与四个汉字(我们称之为"元关键词")密切相关:心物一体之"人"建构审美主客体,可法可畏之"天"彰显审美境界,心生言立之"文"诠解审美言说,亦行亦止之"道"楬橥审美规律。审美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宝中之宝,而中华审美文化的这四个元关键词则是开启宝库的金钥匙。

历史进程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理路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与"民"的范围变化和"士"阶层的兴起有关。在上古中国,由于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养民"便成为政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一环。自孔子始,重视教育,提倡"教化万民"又成为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得民本思想在现实的君主制度下,既坚持"教民、安民"理念,也形成了对君主进行规谏、监督的内涵。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核心原则"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其发展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自我认识完成的。

古代燎祭用物及其意义

燎祭是古时一种通过积柴燔燎而祭祀的重要祭法,从古代文献的植被记载、华北植被考古调查和民间习俗及树木特性来看,燎祭使用的柴薪多是栎、松类树木,且多限于暖温带落叶阔叶类树木,反映出祭祀礼仪中采用的原料的地域性,无形中造成了族群之间的区别;燎祭所使用的物品种类和施行方法,表达出古人的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观念。